結婚後我和顧惟謙就搬去了陽明山，像是怕我會落跑，顧家祖父母和父母很長一段時間，都一直住在台灣沒有回溫哥華。

　　顧家祖父母年過八十，身體仍然健朗，胃口甚至好過我。我唯一會被他們數落的事，就是每次吃飯吃得太少。

　　關於吃飯這件事，我也很冤枉。

　　有點忘記是九歲還是十歲健康檢查的時候，醫生表示我的生長發育比預期要快一些，雖然已經過了性早熟的年齡，但仍要留意第二性征的發育狀況。

　　我父親身高在一米七五上下，但我母親身材嬌小，身高不足一米五五，於是我十一歲來初潮用X-ray測過骨齡後，醫生預判我的身高也不會超過一米六。

　　我的醫生並不覺得我存在發育過快的問題，不建議我用藥，只需健康飲食和規律運動就好。

　　於是母親遵循營養師和私人教練的建議，陪我一起吃每一頓飯，監督我每天都要去投籃游泳和跳繩。

　　我雖然不是挑食的人，但每天在家吃營養餐、一周只能吃一次甜品、課外時間都被母親和教練劃分，對於青春期的我來說，實在過於痛苦。

　　本就被禁止一切零嘴的我，越來越不愛吃東西，哪怕一天至少包含一頓中餐，那些清湯寡水的做法也讓我味如嚼蠟。

　　另一個苦不堪言的人是我父親，但是他有的是機會在工作間隙吃亞洲街，徒留我一人用越縮越小的胃口，與我母親嚴格的飲食管理做抗衡。

　　所幸我十三歲時，終於有機會隨我父親長久地離開枯燥乏味的歐洲大陸，去中國大陸念書。

　　中國美食真的數也數不盡，但不知是否逆反過頭在短時間內吃了太多高油重口的東西，或是外祖父的日耳曼基因導致我並沒有如我父親那般擁有一個中國胃，總之我在中國經常因為水土不服，無福享受“美食自由”。

　　當時除了廣州的培正，我還去上海、嘉興，和日本的大阪念過中學。

　　跟著父親邊走邊讀書導致我在最該發奮圖強的中學時代念書念得稀稀落落的，祖父當年也是十三歲就去日本留學了，我在大阪讀的中學校長是他的老同學，他老人家不知哪日心血來潮找老同學看了我的成績單，然後緊急阻止了我父親的教育方式，極力勸說我母親要把我接去加拿大讀高中，但是一切都來不及了。

　　我們常家三代人的藤校輝煌，止於我常自翩。

　　所幸我祖父對那些火雞自由洗腦包毫無執著，名校光環對普通人來說才是光環，對我來說就像玩一個“I Never”的游戲，現在沒有做過的事，只是因為我還沒做，還不想做。

　　也許我一輩子都不會做。

　　就算我問過一圈，發現只有我一個人沒做過，但這也只會讓我在當下掰下一根手指罷了，我並不會因此輸掉游戲。

　　我在舊金山老派地聽了一年的KJazz電台，接觸了藝術史入門後，決定休學。

　　來到台灣是20歲，剛成年的秋天。

　　我外祖父是小有名氣的短片導演，外祖母家又是本地財閥，我隨便找了個沒聽過的系所游學旁聽。

　　自然還是從大一開始聽課。

　　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獨自領略到“國文”的魅力，那位齊劉海短發黑鏡框的女老師，顛覆了我對“國文老師”的刻板印象，她叫我們去搜尋形態各異的門牌，給我們看不同時期的麥當勞、來一客泡面廣告，給我們念《國峻不回家吃飯》。

　　之所以在台灣只能游學，是因為我的中文水准實在太差，無法念中文的大學，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跟我的父母用完整的中文長句說話，祖父要我背書做功課，我總是跑去玩。

　　在課堂上，為一首中文詩流淚，像是老天爺突然給我打開的一扇窗。

　　那之後我開始接觸台灣各界藝文工作者，我外祖父的學生有次聽我談到蔣勛，便告訴我東海大學美術系請了蔣勛去講學。

　　我為了我和母親讀過的書和喜歡的作者，正要前往台中，卻在高鐵上得知祖父病危的消息。

　　為我安排行程的人，是茜婭阿姨，那一路承蒙她照料，我才不至於潰不成軍。

　　那時，顧惟謙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