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我來說，有一種類似“外婆家”的遙遠的親近感。當然我外祖母家也確實在寶島。
小時候第一次到台灣，就是父母去澎湖灣過二人世界，祖父帶著我去台北的巷弄里拜會毓老。
那天是五月初五，端午節，祖父去客廳和毓老閒聊，我在假山石的前院里吃大人們剝開的粽子，糯米和箬葉的香氣都比不過白糖對我的誘惑力，我把沾滿白糖的尖尖咬掉，其余的部分糖蘸不滿，就不肯再吃了。
祖父等我把嘴擦干淨，才把我叫進去，毓老不在，我看到桌上一個金絲絨布禮盒里放了一塊芙蓉凍的印章和一方硯台。
那是祖父送的禮，叫“一硯為錠”（一言為定）。
但毓老沒有收下。
也沒有收下我當他最小的關門弟子。
祖父給我講完硯台和墨錠的故事，便牽著我離開了客廳。
走到小院里，又有人拿了一串涎著露珠的荔枝給我，但他們不叫它荔枝，管那叫玉荷苞。
我年紀太小了，沒人教，不會剝，指頭一松就把荔枝滾到了地上，祖父躬身撿起來，走去旁邊的水池里衝洗一番，吃了下去。
有人又叫他進去，他托人照顧我，照顧我的阿嬤給我剝荔枝，捻著小柄讓我咬，咬到核就吐出來，喂了我一顆又一顆。
正吃得嘴巴和肚皮都鼓囊囊，有人站在客廳衝我招手，我懵懂以為是祖父的請托有了回音，卻看到有個戴著瓜皮帽，大熱天還穿著長袖長袍的大胡子爺爺，哦不，感覺都可以當我太爺爺了的人，叫我過去，開口跟我講中文，我語速有些慢，回得磕磕碰碰，換成德語，我便能多說幾句了。
有人在旁邊用英語考我，我也能回幾句但並不流利。
那個瓜皮帽太爺爺說我答得好，給了我一串木珠子，木珠之間有一只小獸，長得很奇怪。我長大才知道，那是菩提和麒麟。
臨走前喂我吃玉荷包的阿嬤又往我口袋里塞了幾粒，我問祖父可不可以拿，祖父說，“吃吧，自翩。”
“可是我不會。”我那個時候還不會說“剝”這個字眼。
祖父便開始給我剝，他坐下時褲子口袋的一角露出一張照片，我拿出來看，是那個大胡子爺爺胡子短一些時候的照片，他身邊還站了個人，樣子像我祖父。
我問祖父，“這是你嗎？”
祖父說是，我問他照片上的是什麼字。他說那是於右任寫的“自牧齋”。
我又問了很多問題，後來怎麼離開的我已經忘記了，只是記得很清楚，踏出那道院門口時，祖父深深嘆了口氣，說，“以後再也不來台灣了。”
那是2002年，第二年SARS在台灣爆發，我祖父那位在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後來隨梅貽琦校長一起流亡至台灣的小舅舅，以八十六歲高齡在北投過世。
我祖父在台灣，再也沒了親人。
也確實沒再去過台灣。
回加拿大最快的班機上，是惟謙坐我身邊。頭等艙只剩一張票了，讓給了茜婭阿姨。
我在飛機上不停給比我早一步到溫哥華的母親傳訊息，要她讓在醫院的父親等等我，我不到不要放棄搶救。
母親說祖父並沒有完全昏迷，偶爾還是會醒來說幾句話，只是很含糊，夾雜著嘉興話。
惟謙知道我的難過，在我不願放下手機，盯著沒有得到父親回復的聊天界面出神時，把手覆在了我的手背上。
“睡一覺吧。醒來就會看到你爺爺了。”
“爺爺，會等我的，對嗎？”我問顧惟謙。
“會的。”顧惟謙把手抬起來蓋住我的眼睛，他的手掌很大，指腹的溫度我卻感受不到，因為我的眼淚從縫隙里流出來，打濕了他的手心。
不知哭了多久，我昏昏沉沉的看到了一枚菱角。
那是嘉興南湖十月最好吃的東西。
最後一次陪祖父回嘉興處理祖業，是我們家在那一帶的屋宅被蓋成了後來新建的旅游區濮院。處理完後，祖父跟生活助理說，要去鴛湖。
助理聽不明白，我解釋說就是南湖。
到了目的地，祖父不要助理跟著，叫他去找個停車場等，我對認路也不是很擅長，當時手機還下載不了大陸本土的地圖。
我叫祖父在原地等我，我去馬路對面問路。我繞了一圈才回來，祖父手里拎了一袋菱角，已經剝了好幾顆給我。
“吃吧，自翩。”
我從祖父手心抓起兩顆鮮嫩的菱角——我覺得我從來沒吃過那麼好吃的東西。
剝去外殼的菱角露出形狀一點兒也不有棱有角的果實，形狀像一塊巧奪天工的溫玉，顏色也像，白中透點的微黃淡粉，口感是脆嫩的，清爽又泛著甜味。
我問祖父沒有手機支付，怎麼買到的？
祖父從口袋里掏出一枚袁大頭，騙我說是用家里帶出來的這個換的。
我不信家里有這假東西。
祖父才跟我說，沒有零錢，就去古董攤買了個袁大頭刷卡多刷了點錢，人家給了他一張現金，正好買一袋菱角。
那麼貴的菱角，確實值得起我吃過的最好吃的東西。
後來很多年間，只要想起祖父或是夢到祖父，腦海中總是會有我在毓老家院子里吃荔枝，和南湖畔吃菱角的畫面。
前者是小小的我，在等祖父，後者是老老的祖父，在等我。
可是祖父也不能一直都等著我，他托父親帶給我的遺言是兩句話，第一句是要好好完成學業當一個獨立的人。
第二句是問我父親，自翩吃過飯了嗎？
而我和祖父最大的默契，莫過於我奔到他床前，看到永遠合上雙眼的他時，我淚流滿面地趴在他的手邊，也問了他一句和他問我的，很相似的話。
但我的話，比他的話痛千百倍。
我說，“爺爺，你不回家吃飯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