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曉華趴在我胸口上，手指又開始繞我的領帶，一圈一圈地卷上去又松開。她的頭發散在我鎖骨上，發尾被汗浸濕了幾縷，貼在皮膚上涼絲絲的。

　　“就是現在。”她說。

　　“什麼現在？”“你剛才問我的那件事——我這輩子最感謝的兩件事。第一件是你讓我改行。第二件——”她把臉從我的肩窩里抬起來，下巴擱在我胸口上，眼睛從下往上看著我，嘴角浮起一個帶著幾分饜足又帶著幾分認真的弧度，“就是現在。我能做你的女人。”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里沒有了剛才逼問我“你為什麼不看看我”時的那種火氣，也沒有了紅著眼眶求安慰時的那種委屈。她的聲音很平靜，像是一個跋涉了很久的人終於走到了某個標志性的路標前面，坐下來，喝口水，回頭看了一眼來路，然後輕輕地說一句——到了。

　　“我知道你不是那種會公開表態的人。我也沒指望你能跟誰翻臉，跟誰決裂，或者跟誰說一句‘薛曉華是我的女人’——你蘇維民做不到，我也不需要。”她把手從我領帶上移開，用指尖輕輕戳了戳我的心口，“但我要的東西已經拿到了。那個京城來的大小姐，蘇將軍的侄女，交大的高材生——她再有背景，再聰明，再年輕漂亮，她還沒拿到的東西，我已經拿到了。”她把“拿到”兩個字咬得很輕，但嘴角那個弧度往上翹了幾分。不是炫耀，是一個在商場上跟人搶了十幾年項目、打慣了硬仗的老兵，在復盤自己的戰果。

　　“她可以繼續盯你的梢，繼續查你的航班號，繼續在你宿舍沙發上坐一整個下午。但有一件事她改變不了——我先到的。我薛曉華，在你蘇維民的生命里，比蘇晚早到了好多年。她排在我後面。”她把這句話說完，把臉重新埋進我的肩窩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像是在確認什麼味道。然後她把氣緩緩吐出來，那股溫熱的氣息順著我的鎖骨往下滑進襯衫領口里。

　　“不管最後結果怎麼樣，我已經滿足了。”她的聲音悶在我肩窩里，聽起來有些發甕，但每個字都清清楚楚，“我不是蘇紅梅，我不會跟別人分享同一個人還覺得無所謂。我也不是蘇晚，我不會用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慢慢滲透。我薛曉華做事的方式就是——想要的東西，就伸手去拿。拿到了，就是我自己的。以後你要是跟別人在一起，那是以後的事。但今天——今天你在我這兒。”我聽著她說完，沉默了幾秒。然後我抬起手，把手掌貼在她後腦勺上，手指插進她散亂的頭發里，輕輕揉了揉。

　　“薛曉華，你是個好女人，”我說，聲音不高，但語氣很認真，“你應該找個合適的男人，好好談戀愛，好好結婚。不要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跟你說過——我不是什麼好東西。我的過去你清楚，我的現在你也清楚。我欠的舊賬還沒還完，新的麻煩一個接一個地來。你沒必要把自己綁在我這條船上。”薛曉華從我肩窩里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那層饜足的柔情還沒散，但嘴角已經往下撇了。

　　“蘇維民，你知不知道你這套台詞對多少個女人說過了？”她把手指從我胸口拿開，在我面前掰著手指數，“蘇紅梅——你讓她找個合適的男人，她不聽。蘇晚——你讓她去找個男朋友，她也不聽。現在你又來跟我說。你覺得我會聽嗎？”她把手指收回來，在我下巴上不輕不重地彈了一下。

　　“不會。”我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來。窗外暮色已經濃了，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亮起了紅色的警示燈，一明一滅。遠處的市區燈火開始星星點點地亮起來，對面蘇紅梅那棟還在施工的大樓骨架在灰藍色的天幕下只剩下一個暗沉的輪廓。

　　“天快黑了，”我輕輕拍了拍她的後背，“我得回去了。”薛曉華的身體在我身上微微一僵，然後她抬起頭，順著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窗外。她什麼也沒說，只是把手從我胸口上收回去，撐在沙發坐墊上，從我身上爬了起來。她赤著一只腳站在地板上，彎腰去撿掉在地上的那只高跟鞋，動作干淨利落，沒有一絲拖泥帶水。她把高跟鞋套回腳上，然後走到辦公桌前拿起遙控器，把電視關了。屏幕上最後一幀畫面一閃而滅——那是國防部前游行的人群，橫幅上“百年國恥”四個大字在屏幕暗下去之前短暫地亮了一下。

　　“維民，”她轉過身，靠在辦公桌沿上，雙手抱在胸前，聲音恢復了平時在會議室里的那個調子，“你是不是怕蘇晚在你宿舍里等你？”我正從沙發上坐起來打領帶，手指在領帶結上頓了一下。

　　“不是怕，”我把領帶結推到位，整了整襯衫領口，“是現在這個非常時期，被人說閒話了不好。你也知道——蘇聯那邊剛出了那麼大的事，蘇將軍馬上要帶兵去西伯利亞，蘇晚是他的侄女，她的一舉一動都有無數雙眼睛看著。我是她的直接領導，又在同一個系統里，被人拍到什麼不該拍的，對她不好，對我也不好。”薛曉華從辦公桌上拿起我被揉皺的西服外套，抖了抖，走過來遞給我。她沒有反駁。

　　“那如果下次還想見呢？”她問。

　　“下次就去外面。”我接過西服，套上袖子，“不在辦公室，也不在宿舍。找個不會被拍到的地方。但平時在公開場合，我們還是正常工作關系——薛總和蘇市長，該握手握手，該開會開會。”薛曉華聽完，點了點頭。那個點頭很干脆，沒有委屈，沒有不滿，是一個成年人在權衡利弊之後干脆利落地接受了現實。

　　“行。”她說，然後把一只手指豎起來，嘴角浮起一絲狡黠的笑，“不過還有一件事。”“什麼事？”“我能不能跟蘇紅梅炫耀一下？”我系扣子的手停住了。

　　“炫耀什麼？”“炫耀你今天下午在我這兒。”她歪了歪頭，眼睛里的狡黠更濃了，“你是不知道，今天早上蘇紅梅給我打那個電話的時候有多得意——‘曉華啊，維民昨天晚上在我這兒，我剛給他做了早飯送他出門’——那語氣，那腔調，像是她打贏了仗似的。我當然不能把細節說出去，我就是想讓她知道——你蘇紅梅有早飯，我薛曉華有下午茶。”我看著她的表情——那種洋洋得意的、恨不得現在就拿起電話的樣子，完全不像一個身家幾十億的董事長，倒像一個搶到了糖的小女孩。

　　“除了我們剛才那件事不許說，”我把最後一顆扣子扣好，“別的無所謂。”薛曉華臉上的笑容一下子放大了好幾倍。她轉身走到辦公桌前，拿起手機，手指在屏幕上飛快地敲字。我不用看也知道收件人是誰。

　　我說完這句話，腦子里忽然閃過一個念頭。蘇紅梅和薛曉華，這兩個女人，一個是亨泰集團的掌門人，一個是華民集團的掌門人，年齡差了十幾歲，在臨江商場上斗了好多年——搶項目、搶資源、搶政策傾斜、搶臨江第一民營企業的名頭。亨泰要建六十層的總部大樓，華民就要建雙子塔；亨泰要做商業綜合體，華民就要做產業園。兩個人誰也不服誰，誰都想壓對方一頭。但自從蘇晚出現以後——自從這個京城蘇家的千金大小姐以“秘書”身份空降到臨江市府以後——蘇紅梅和薛曉華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種微妙的變化。

　　這種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共同的敵人出現了。

　　不是那種你死我活的敵人，而是一種更微妙的、心照不宣的競爭關系——蘇晚代表了另一個維度的威脅。她比蘇紅梅年輕，比薛曉華家世好，比她們兩個都更接近權力的核心，而且她有一個她們無法比擬的優勢——她是被周教授和蘇將軍聯手安插在我身邊的，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宣告。蘇紅梅和薛曉華都清楚，如果蘇晚成功了，她們兩個都得出局。但如果她們兩個當中有一個成功了，至少另一個人還能保留一部分——也許是商業上的合作，也許是私下里的情誼，也許只是周末在鎮上那棟舊公寓里的一張木板床。

　　所以在蘇晚這件事上，蘇紅梅和薛曉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團結。這種團結沒有明說，沒有簽協議，沒有任何公開的表態，但它體現在了一系列實實在在的行動上。亨泰和華民長期以來的互相撕咬，自從華民集團被恐怖分子襲擊以後就開始緩和了。亨泰承接了華民新總部大樓的部分建材供應合同，華民把生物制藥園區的一部分物流業務外包給了亨泰的子公司，兩個女人在市政府常務會議上也不再互相拆台，偶爾還會在對方面前默契地幫我擋掉一些不懷好意的提案。

　　這些都是好事。至少在公事層面，是好事。

　　但有一件事讓我頭大。不是一般的大。

　　薛曉華把手機放下，走回來，從茶幾上拿起我的公文包遞給我。她的手在我的手背上停了一下，然後抬眼看我，表情忽然變得認真起來。

　　“維民，有件事我一直想問你。”“你說。”“你知道蘇紅梅為什麼討厭江曼殊——不光是因為你，還因為江曼殊當年在臨江的時候跟蘇紅梅在生意上有過節。我也討厭江曼殊——不光是因為你，還因為她差點把你整個人生都毀了。蘇晚也討厭江曼殊——那是因為蘇家的情報系統早就把江曼殊的底細查了個底朝天，蘇晚比我們兩個加起來知道得都多。”她說到這里，停了停，像是在組織措辭，“我們三個討厭江曼殊，各有各的理由。但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想什麼？”“我在想——江曼殊現在已經走了，跟那個富二代去了新西蘭，不會再回來禍害你了。但她留了一個問題給我們三個。蘇紅梅想跟你生個孩子，蘇晚想跟你過一輩子，我想……我想什麼你已經知道了。我們三個互相較勁，互相提防，互相炫耀，但歸根到底——我們三個都怕同一件事。”她握了握我的手。

　　“我們都怕你還放不下她。”我看著她，沒有回答。落地窗外，臨江的夜色已經完全鋪開了。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盞紅燈還在有節奏地一明一滅，遠處的市區燈火連成一片，像倒扣在地面上的銀河。雙子塔的玻璃幕牆映出辦公室里我和她的影子——她站在我面前，一只手握著我的手，另一只手指尖還殘留著剛才繞我領帶時沾上的體溫。

　　薛曉華的那句話在我耳朵里轉了好幾圈，像一顆石子投進井里，過了很久才聽到井底傳上來的那一聲悶響。

　　關於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這三個女人斗得再凶，互相使絆子、炫耀、試探底线，但在討厭江曼殊這一點上，她們的態度出奇地統一，像三條從不同方向流過來的河忽然匯進了同一條河道。蘇紅梅討厭她，不光是因為我，還因為當年母親在臨江的時候跟亨泰在生意上有過直接衝突——母親幫別人撬過亨泰的牆腳，蘇紅梅記仇記到現在。薛曉華討厭她，是因為親眼看著母親把我拖進一個又一個泥潭，她卻不能替我鏟平那些爛攤子。蘇晚討厭她，是因為蘇家的情報系統把母親的底細翻了個底朝天，連她當年在上海做“學生”時接觸過哪些人都查得一清二楚。三條河，匯成同一股濁流。

　　但不止這三條河。是整整一片海。

　　我那群神通廣大的師兄師姐們——大師兄在德國做完訪問學者回來以後現在已經是某個跨國企業的亞太區負責人，二師兄在上海交大從副教授升到了教授還兼著學院副院長，三師姐在深圳把公司做上了市，小師弟在省發改委從科員一路提到了處長——他們每一個人，在每一個能見到我的場合，都會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同一個意思：那個女人配不上你，你什麼時候才能清醒。市政府里的同僚也一樣。那些表面上對我客客氣氣、開會時一口一個“蘇市長”的人，轉個身進了茶水間，聲音就會壓低了三分。不止一次，我的秘書——在蘇晚之前的那幾任——會在整理文件的時候不小心把一份匿名舉報信的復印件夾在會議材料里遞到我手上。舉報信的內容大同小異：臨江市市長蘇維民，其配偶江曼殊曾長期從事色情服務行業，與多名身份不明的境外人員保持不正當關系，並在與蘇維民婚姻存續期間公然與新加坡籍男子羅某同居，現已隨該男子出境。舉報信的落款永遠是“一個關心臨江政治生態的普通干部”或者“一個希望組織嚴肅紀律的老黨員”。

　　我從來不查這些信是誰寫的。因為查不過來。臨江官場里看我不順眼的人太多了——被我動過蛋糕的、被我壓過提拔的、被我當眾駁過面子的、被我在常務會議上否過方案的。他們拿我的政績沒辦法，就拿江曼殊這三個字當刀使。每次提拔公示期，每次評優評先，每次省里來人考察，這把刀就會被從某個抽屜里翻出來，擦一擦，重新捅一次。“蘇市長的前妻是個做雞的”——這句話在臨江官場的暗處流傳了好幾年，傳到我耳朵里的時候已經不知道被添了多少油加了多少醋。有人說她不是做雞，是媽媽桑，手底下管著幾十個姑娘。有人說她不是跟富二代跑了，是跟新加坡黑幫老大的兒子跑了。有人說她走的時候卷走了我的全部積蓄，所以我現在還住在市府宿舍里。

　　這些流言，我一個字都不信，也一個字都不辯。因為一旦辯了，就等於承認了這些話題值得討論。而一旦承認了值得討論，他們就會挖得更深。

　　但最讓我難忘的，還是周教授。

　　老頭在交通大學帶我的時候，是個出了名的暴脾氣。他可以在課堂上當著上百號人的面把一個答錯問題的研究生罵到哭，也可以在辦公室里把一篇不合格的論文摔在地上讓學生一頁一頁撿起來。但他對我，從來都是最溫柔的。我是他帶的時間最長的學生，也是他最得意的門生——至少在他知道江曼殊之前是這樣。

　　他知道以後，一切都變了。

　　我到現在都記得第一次被他逼著談這件事的場景。那時候我還在臨江市委辦公室當副主任，老頭從上海專程飛到臨江，在市委招待所里堵住了我。他把一疊材料拍在茶幾上——不是打印的，是手寫的，幾頁信紙，上面密密麻麻記著母親在上海的“從業經歷”，不知道是哪個神通廣大的校友幫他查的。他指著那疊材料，手指在發抖：“維民，你告訴我，這上面寫的，哪一條是假的？你說得出來一條，我現在就把這些東西燒了，給你道歉。”我一條都說不出來。他等了我一分鍾，然後把那疊材料抓起來塞進公文包，站起來，一腳踢翻了茶幾旁邊的廢紙簍。“你糊塗！”那是他第一次罵我。

　　後來他罵我的次數越來越多了。我從市委辦副主任提到市政府秘書長，他在電話里罵。我從市政府秘書長提到副市長，他飛到臨江來罵。我從副市長提到市長，他那時候已經調到了中央，在某次省部級干部研修班上把我單獨叫出來，在走廊盡頭壓低聲音罵了整整四十分鍾。拍桌子、砸水杯、臉紅脖子粗——這些場面在那些年里反復上演。

　　但最讓我忘不了的是那一次。老頭已經是國家級領導了，國務委員，名字後面跟的職銜多到一張名片印不下。他到省里視察，行程安排得很滿，但還是專門擠出一個晚上，在省委招待所的小餐廳里安排了飯局。飯局上全是熟人——大師兄正好回國出差，二師兄從上海飛過來，小師弟從省城開車過來，還有幾個在不同部委和省直機關任職的師門同學。老頭一開始心情不錯，談國際形勢、談經濟政策、談臨江的產業升級，還當著一桌子人的面夸我：“蘇維民在臨江搞的那個生物制藥產業園，思路對頭，有前瞻性。地方干部里能有這個眼界的不多。”大師兄給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老爺子今天高興，你就順著他說。

　　後來氣氛開始不對，是在菜上到第七八道的時候。老頭放下筷子，端起酒杯，沒有喝，只是轉著杯子看里面掛壁的酒液。同桌的人還在聊著別的話題，但大師兄已經注意到了老頭的表情——大師兄是最會看臉色的，他立刻安靜下來，給二師兄使了個眼色，二師兄又踢了小師弟一腳。不到十秒，整張桌子鴉雀無聲。

　　老頭等所有人都不說話了，才把酒杯放下，抬頭看著我。他的頭發已經全白了，但那雙眼睛還是當年在交大講台上一樣的銳利。他問了一句：“維民，你那個老婆，離了沒有？”我說還沒有。他沉默了片刻，然後沒有任何預兆地抓起桌上的分酒器，手腕一翻。大半杯茅台，帶著酒液特有的黏稠和濃香，劈頭蓋臉地潑在我臉上。酒液濺進我的眼睛，火辣辣地疼，順著我的臉頰淌下來，滴在我那件當時還是新買的深藍色西服上。一桌人全都愣住了。啤酒杯停在半空中，筷子掉在地上滾了兩圈。沒有人敢動，沒有人敢出聲。小師弟的臉色白得像紙。

　　“你——”老頭把分酒器往桌上重重一頓，酒液從杯口晃出來，濺在白色桌布上，暈開幾團深色的印子，“你是要她毀了你一輩子才甘心是不是？”大師兄最先反應過來。他站起來，一只手按住老頭的肩膀，另一只手迅速把桌上的酒瓶和分酒器全都收走，動作熟練得像排練過無數遍。二師兄遞給我一張濕毛巾，我沒有接。我用手背擦了擦臉上的酒，站起來，給老頭鞠了一躬，說：“教授，您說得都對。我會認真考慮。”然後我轉身離開了餐廳。

　　走廊里很安靜，腳下的地毯吸掉了所有腳步聲。我走到電梯口，按了幾下按鈕，手指在發抖。不是因為憤怒，是因為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被反復碾壓了無數次之後的鈍痛。我知道老頭是為我好。他這輩子花了多少心血在我身上，從交大的課堂一路教到官場的實踐，把我從一個沒有任何家世背景的窮學生培養成全省最年輕的市長。他不能接受他最得意的門生因為一個女人的關系，在某一天被組織審查、被政敵利用、被歷史定論——這是他的原話。他的方式粗暴到了極點，但他的用心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半分。

　　大師兄也逼過我離婚。但他的方式和周教授不一樣。大師兄不拍桌子不潑酒，他是那種笑著跟你說話但每句話都帶鈎子的人。那年他剛當上某跨國企業的亞太區負責人，來省城談一個新能源汽車的電池投資項目，項目規模很大，省里好幾個城市都在搶。他專門到臨江來找我，在我辦公室里坐下，翹著二郎腿，喝著杯里我親手給他泡的龍井，跟我說：“維民，這個項目我可以放臨江。投資額十二個億，上下游帶動的就業和稅收你自己算。但我有一個條件。”他頓了頓，把茶杯輕輕擱在桌上，“你跟江曼殊離婚。你一天不離，這個項目我一天不落臨江。”我當時看著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溫和，帶著一種過來人的、洞悉一切的沉穩。他不是在威脅我，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逼我做他認為正確的決定。他比周教授更難對付，因為周教授的招數你還能接住——大不了就是挨一頓罵，挨一杯酒，挨幾次拍桌子。但大師兄的招數你接不住，因為他手里攥著的東西是真金白銀的、能影響臨江幾十萬老百姓飯碗的項目。他在逼我做選擇題：選江曼殊，還是選臨江。

　　“大師兄，”我說，“你這不是讓我為難嗎？”他笑了笑，站起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要是連這道選擇題都做不對，就白費了老師這些年教你的東西。”後來他還是把項目放在了臨江。但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語氣里帶著一種不加掩飾的遺憾：“維民，你知道我為什麼最後還是選臨江了嗎？不是因為你不離婚我就心軟了，是因為你們臨江的產業園配套確實比別的地方強。那個女人差點毀了你們臨江的一次重大招商——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類似的事還發生過很多次。三師姐在深圳的公司上市以後，有一年到臨江來考察，在我辦公室里聊了沒幾句就把話題拐到了老路上。她的方式和大師兄不同，她不威脅，她只是嘆了口氣，說：“維民，你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也是我見過的最傻的人。聰明在做事，傻在看人。”我沒回答。她又嘆了口氣，站起來，說了一句：“算了，我不勸了。勸了這麼多年也沒用。你自己看著辦吧。”這些人——我的老師，我的同門，我的同僚，我的紅顏知己——他們每一個人都認為江曼殊不是好東西。他們不知道母親和我的真正關系。他們不知道她是我的繼母，不知道她在我父親去世後把我養大，不知道她當年在上海從事風俗行業是為了供我讀書，不知道她嫁給我是天知道什麼復雜的原因。他們只知道一個事實：蘇維民娶了一個做雞的女人，這個女人年齡比他大很多，和恐怖分子有牽連，最後拋棄他跟一個富二代跑了。這個事實已經足夠讓他們做出所有判斷。

　　我不怪他們。換了我在他們的位置，我大概也會勸那個叫蘇維民的人趁早離婚。但理解歸理解，那種被所有人包圍著、被所有人在耳朵邊上反復重復同一句話、被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場合用所有可能的方式逼迫你做同一件事的感覺——那種感覺，就像被關在一個沒有門窗的房間里，牆壁上只有一面不斷重復播放同一段錄音的擴音器。你堵不住它，你關不掉它，你逃不出去。

　　從華民總部雙子塔的旋轉門里走出來的時候，外面的天已經全黑了。臨江的夜晚沒有新加坡那種赤道式的悶濕，也沒有廣州那種稠密的燈火，而是一種被工業城市特有的粗糲感裹住的、帶著油煙和塵土氣息的夜幕。路燈剛亮不久，橘黃色的光打在柏油路面上，把路面上的裂縫和修補痕跡照得清晰分明。對面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盞紅色警示燈還在有節奏地一明一滅，工地上已經停了工，只有幾盞探照燈還亮著，把裸露的鋼骨架照得蒼白。

　　我站在台階上，把西服扣子重新系好，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氣。空氣里有遠處夜市飄來的孜然味，混著柏油路面散發出的白日余熱，還有一絲從更遠處工業區飄來的淡淡的焦煤味。這些味道混在一起，不香，但熟悉。

　　剛走下台階，手機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來看了一眼屏幕上的來電顯示。那是一個北京的區號，後面跟著一串數字，號碼段不是普通公務電話，也不是私人手機，而是那種介於兩者之間的、屬於某個中央部委直屬辦公室的加密座機號段。我在臨江這些年，接過無數電話，但這個號段我只見過屈指可數的幾次——每一次都跟一個人有關。

　　而到目前為止，我熟悉的、能直接讓秘書撥我私人手機的中央首長，除了前兩天剛在新聞里看到要去西伯利亞維和的蘇烈鈞將軍，就只剩下一個人了。

　　我深吸一口氣，把手機貼到耳邊。

　　“您好，我是蘇維民。”

　　“蘇市長您好，我是周副總理辦公室的張秘書。”那邊傳來的聲音年輕而不輕浮，帶著京城大院特有的那種咬字清晰、節奏沉穩的語調，每一個字都像是被尺子量過，“根據首長近期工作安排，下周首長將前往貴省視察經濟工作，期間計劃在臨江市停留一天。具體行程包括聽取臨江市政府關於重金屬提煉產業升級和生物制藥產業園區建設情況的匯報，實地考察華民集團和亨泰集團，並與基層干部座談。請臨江市方面按照相關接待規定做好准備工作。”

　　我站在原地，把電話換到另一只手上，從公文包里摸出一支筆和一個小記事本，飛快地在記事本上記了幾個關鍵詞——華民、亨泰、座談會。周老頭要來臨江了。不是隨便來看看，是正式的、帶著一整支調研組的那種視察。行程安排具體到了每一家企業、每一場匯報，這意味著老頭來之前已經把臨江的材料翻了個遍。

　　“收到。請轉告首長，臨江市將嚴格按照中央八項規定做好接待工作，匯報材料會在兩天內送省里預審，考察點的前期准備工作明天啟動。”我頓了頓，補了一句，“另外——請轉告首長，臨江的干部都很想念他。”

　　張秘書嗯了一聲，聲音里帶了一絲極淡的笑意，像是知道我這句話里藏著的東西遠比字面多。“蘇市長，首長還有一個口信讓我轉達。”

　　“請說。”

　　“首長說——‘讓維民把匯報材料准備好，但不用太緊張。上次在省里潑他的那杯酒，我早就不記得了。’”

　　我握著手機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緊了半寸。老頭讓秘書轉達這句話，意思太多了。他說他“不記得”，意思是他記得比誰都清楚。他說“不用太緊張”，意思是這次來臨江，公事要談，私事也要談。他用一句半開玩笑的話，把上次飯局上那杯茅台的尷尬抹平了，但他沒有說“算了”——他只是說“不記得”。

　　“謝謝張秘書，首長的話我一定認真領會。”我說。

　　掛了電話，我把手機放回口袋。台階下面幾個正在巡邏的安保看見我站在門口不走，往這邊多看了兩眼，認出是我之後又轉了回去。我把記事本合上，站在台階上，看著遠處臨江市區星星點點的燈火。一輛摩的在非機動車道上突突突地駛過，騎手戴著耳機在打電話，聲音被風吹散在夜色里。

　　過去一般老頭都是親自打電話的。從交大時期到我在臨江剛起步那幾年，他每次要見我，都是直接用他那個老掉牙的紅色座機撥我的手機，電話接通以後連個招呼都不打，直接喊名字——“蘇維民！我下周到你那邊去一趟。”後來他調進中央，升了國務委員，又升了副總理，這種直接撥電話的機會反而越來越少了。級別越高，規矩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拍腦袋就打學生電話了。但每次他通過秘書安排行程，都會讓秘書在最後加一句“首長讓您方便的時候給他回個電話”，那意思就是——公事歸公事，私事歸私事，回電話的時候就不是副總理和市長了，是老師和學生。

　　上次潑了我一臉茅台之後，這句“讓您方便的時候回個電話”就沒有了。老頭沒有再主動給我打過電話，連讓秘書轉達的口信都變得公事公辦，不再夾帶任何私人情緒。他只是隔三差五讓師兄弟們幫忙帶個話。大師兄轉達的是“讓他別老是加班，身體要緊”，二師兄轉達的是“聽說臨江的產業園不錯，讓他把材料寄一份到北京”，小師弟轉達的是“師兄，老師說上次那酒太猛了，但他嘴硬，死活不肯道歉”——小師弟那張嘴向來最不把門。這些帶話都有同樣一個潛台詞：老頭還在生氣，但氣歸氣，他還是我的老師，還是在盯著我的一舉一動。

　　這一次他親自派秘書通知視察行程，還讓秘書帶了一句“那杯酒早就不記得了”——這句話本身就是在說，他打算借這次視察把之前的不愉快翻篇。但翻篇之後呢？

　　作為國家領導來視察地方，我是不慌的。臨江的GDP增速在全省排前三，重金屬提煉產業的產值連續十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生物制藥產業園一期已經入駐了二十幾家企業，華民和亨泰作為臨江兩大民營旗艦，各項指標都經得起查。西服是合規的，票據是齊全的，匯報材料我心里早就有了框架。老頭在考察點現場問什麼刁鑽問題我都不怕。

　　我唯一擔心的，是老頭這次來又要撮合我和蘇晚。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壓不下去了。老頭這輩子對自己認准的事從來不死心，而撮合我和蘇晚是他認准了快十年的事。當年在交大的時候他就是這個主意，後來我選了母親他氣得半死，再後來他把蘇晚從北京調來臨江放在我身邊當秘書，每一步都像是他預先布好的棋。現在母親走了，檔案上我已經是單身，在老頭眼里，這盤棋等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了收官的時候。他這次來臨江，行程表上寫的是“聽取匯報”“考察企業”“與基層干部座談”，但在我心里，那張行程表的背面一定用看不見的墨水寫著四個字——驗收成果。

　　我把記事本和筆收進公文包，在台階上站了幾秒，然後邁步往下走。周鐵軍在大門口值班，看見我走出來，朝我點了下頭。我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告別。夜風從街對面吹過來，帶著混凝土攪拌站飄出來的水泥粉塵味和遠處不知誰家陽台上晾著的衣服被風吹動的窸窣聲。

　　我得回宿舍一趟。不是因為蘇晚可能在——她已經走了，她說“早點回來”之後就拎著那個LV紙袋出了門，她的習慣是話說完了就不會在原地逗留，不會像薛曉華那樣趴在門口等。但我得回去把匯報材料的大綱拉出來，明天一早讓辦公室往省里報。而且剛才在薛曉華辦公室里那場折騰，襯衫後背又濕了一遍，新西服袖子上沾了真皮沙發上的皮革護理油，得回去換一套。

　　我走到路邊，招手攔了一輛出租車。這次沒打摩的——市長坐摩的白天還能說是親民，晚上坐了人家看不清你是誰，反而容易出事。出租車司機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收音機里放著評書，單田芳的沙啞嗓音在車廂里回蕩。司機從後視鏡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得眼熟，但沒認出來，只是問：“老板去哪個方向？”

　　“市府宿舍。”

　　車子駛過老城區的時候，我透過車窗往外看。街道兩旁的店鋪已經關了大半，只剩幾家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和燒烤攤還亮著燈。燒烤攤的炭火在夜色里發出暗紅色的光，油煙順著鐵皮煙囪往上飄，幾個光著膀子的男人圍在塑料桌前喝啤酒，腳邊趴著一條懶洋洋的土狗。這些場景和我幾年前剛當市長時一模一樣——臨江的夜晚是屬於這些人的，不是屬於雙子塔和玻璃幕牆的。周老頭要看發展數據，我能給他背得一字不差。但他如果想看真正的臨江，應該在這個點來這條街，在燒烤攤旁邊坐一會兒，聞一聞孜然和炭火的味道。

　　車子拐上市府宿舍門前那條栽了兩排行道樹的窄路。車燈光柱掃過路緣，一只野貓從垃圾桶後面躥出來，消失在牆角的暗處。我付了車費，拉開車門走出來。樓道口的聲控燈今天早上被蘇晚換了新的燈泡，我這會兒咳嗽了一聲，那燈就亮了，乳白色的光照在樓道口那扇生了鏽的鐵門上，把鐵門上貼著的“創建文明社區”標語照得發白。

　　我用鑰匙開了門，客廳里黑漆漆的，沒有開燈。蘇晚走了。窗簾還是下午她拉上的那個位置，沙發上被她重新拍過的靠墊還鼓鼓地立在原位，茶幾上她留下的那瓶礦泉水我喝了一半。空氣里那股極淡的白茶清香還沒有散干淨。我把燈打開，在玄關換了拖鞋，走進臥室，從衣櫃里翻出一件干淨襯衫。舊襯衫袖口上那幾塊鐵鏽色的印子還在，被洗衣液泡過無數次之後已經淡了很多，但在白色面料上依然依稀可辨。在薛曉華辦公室折騰了一下午，身上那件的後背已經被汗浸透了，貼在皮膚上黏得難受。

　　我把舊襯衫搭在椅背上，拿起干淨的那件剛套上袖子，正在系扣子，手機又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來一看——還是北京的區號，但不是剛才那個加密座機號段，而是另一個號碼。我盯著屏幕看了兩秒，腦子里迅速排除了幾種可能性。不是周教授的秘書——秘書剛才已經通知完了，不會再打。不是蘇將軍——蘇將軍現在大概在沈陽軍區做出發前的最後部署，沒空給我打電話。那還能是誰？

　　我握著手機的手指微微收緊，屏幕上那個北京區號的號碼在黑暗中亮得刺眼。窗外遠處有一輛垃圾車正在收垃圾，鐵桶碰撞的聲音隔著玻璃傳進來，悶悶的。我剛換上的干淨襯衫領口還沒翻好，衣領翹在脖子後面，被夜風從沒關嚴的窗縫里灌進來，涼颼颼的。

　　“您好，我是蘇維民。”我把電話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騰出雙手把領口翻下來。

　　那邊傳來的是一個平穩、克制、沒有任何多余情緒的聲音，這種聲音我在官場上聽過很多次——不是那種裝出來的嚴肅，而是被訓練過的、把每一句話都當成保密文件來對待的聲音。“蘇市長您好，我這里是國家安全機關。下周我將隨同首長到臨江視察，相關事項省委會提前通知您。今天這通電話，是想提前跟您溝通一件涉密事項。”

　　他頓了頓，確認我沒有插話的意思，才繼續說下去。“您有一位在交通大學時期的同學，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中文名伊薇。她目前擔任臨江市三家國有企業在歐洲的聯合總代理，同時是您和江曼殊女士的兒子的監護人。根據我們的檔案，她的父親是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後流亡海外的反對黨——全俄民主聯盟——的核心成員，該黨目前在法國、德國和波羅的海三國仍有活躍組織。近日軍方針對西伯利亞的維和行動遭到了部分蘇聯自由派流亡人士的公開反對，他們在歐洲議會和幾個主要國家的媒體上發起了針對中國維和行動的輿論攻勢。中央需要您利用好與伊薇女士的個人關系，嘗試通過她接觸該圈層，了解其組織架構、核心訴求和下一步行動計劃。”

　　他停了一拍，聲音壓低了些許。“這不是正式的任務下達，正式指令會通過省國家安全廳的同志向您當面轉達，並全程提供必要的支援和保障。今天這通電話，只是提前讓您有個准備。”

　　我把領口最後一顆扣子扣好，走到窗邊，伸手把窗簾拉開了一條縫。窗外的街道空空蕩蕩，路燈昏黃的光打在行道樹的葉子上，投下斑駁的影子。宿舍樓下停著一輛白色的面包車，車頂積了一層灰，看不出在上面停了多久。我盯著那輛車看了幾秒，然後把窗簾拉回原位。

　　“我明白。我會做好准備。”我說。

　　電話掛斷了。我站在窗前，手里攥著手機，屏幕慢慢暗下去。房間里安靜得只剩下牆上那只老式掛鍾的秒針在咔噠咔噠地走，和我胸腔里心跳的節奏。

　　薇拉。

　　我把這個名字在舌尖上滾了一遍，像在翻一本很久沒打開過的舊相冊。交大時期的薇拉——那時候她還叫伊薇，中文說得比大多數中國學生都標准，但偶爾會在卷舌音上露出一點東歐口音的尾巴。她是中蘇混血，父親是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的外交官，母親是上海本地人。她在交大學國際貿易，和我同屆不同系，是在周教授的國際經濟政策研討課上認識的。她那時候總是坐在階梯教室的倒數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桌面上攤著一本俄文原版的《資本論》，書頁的邊角被她用鉛筆寫滿了批注，密密麻麻的斯拉夫字母在日光燈下像一排排整齊的螞蟻。

　　她不怎麼說話，但每次提問環節都會用最簡短的話問出最難回答的問題。有一次老頭在課上講休克療法對東歐經濟的衝擊，她舉手站起來，用三句話指出了老頭數據模型里一個被忽略了半年的變量偏差。整個教室安靜了五秒，老頭摘下眼鏡擦了擦，說了句“好”。

　　後來我知道她是蘇聯外交官的子女，再後來知道她父親在八一九事件之後因為屬於反對葉利欽的派系而被迫流亡。那場事件里，蘇聯的保守派沒能阻止葉利欽上台——但幾年以後，葉利欽自己也沒能坐穩。他的激進私有化政策導致了惡性通脹和寡頭壟斷，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亞佐夫元帥在最高蘇維埃的支持下推翻了葉利欽政權，建立了以軍人技術官僚為主導的新政府，取締了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政黨。薇拉的父親所屬的全俄民主聯盟就是被取締的黨派之一，核心成員遭到逮捕或流亡，她父親帶著全家人輾轉經波羅的海逃到了法國。薇拉沒有跟去。她留在了中國，留在臨江，用自己手里那點殘余的外交人脈和精通中俄英法四國語言的能力，幫臨江的企業把產品賣進了歐洲市場。那是臨江制造業第一次直接接觸到歐元計價的訂單。她不需要參加任何招投標，不需要走任何灰色渠道，只要一封郵件、一通電話、一次在巴黎某家酒店大堂里的面對面會談，就能把訂單拿下來。臨江出產的服裝、玩具、電子零件，還有後來逐漸成規模的化工產品和稀土金屬，之所以能在歐洲市場站穩腳跟，薇拉的貢獻功不可沒。

　　從私人角度看，我更感謝她的不是那些訂單和外匯，而是另一件事。

　　她是我和江曼殊唯一兒子的監護人。

　　這個選擇說來無奈，但我別無選擇。當年那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我還在市政府辦公室當副主任，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只能睡五六個小時。江曼殊——母親——在孩子出生後表現出了一種讓我費解的反復無常。有時候她會把嬰兒抱在懷里，坐在沙發上唱上海灘的老歌，一唱就是一個多小時，眼睛里有我從沒見過的溫柔。但更多的時候，她會突然把哭鬧的孩子往我懷里一塞，換上一身緊得勒出每一道曲线的裙子，塗上正紅色的口紅，摔門而去。她不會說去了哪里。我在凌晨一點接到過她在酒吧打來的電話，背景音是一群男人劃拳的喧囂和電子音樂的鼓點；也接到過夜總會老板打來的電話，說“蘇先生，您太太喝多了，麻煩來把人接走”。最讓我心髒停跳的一次，是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說她在某個地下賭場里被臨檢的民警帶走了，因為同桌的幾個男人涉嫌設局詐騙。我去派出所領人的時候，她坐在走廊的長椅上，披著我的舊襯衫，頭發散亂，眼线暈成了兩個黑圈，看見我來了，她對我笑了笑，說了一句“維民，你來啦”——語氣平淡得像是在家里等我下班。

　　這些都不是最讓我崩潰的。最讓我崩潰的是，她每次離家出走，都帶著孩子。

　　她會把還不會走路的嬰兒用一塊印花背帶綁在胸前，踩著她那雙細帶高跟鞋，叫上一輛出租車，去上海看男模表演。她去什麼地方，孩子就在什麼地方。酒吧的霓虹燈照在嬰兒臉上，夜總會的重低音震得嬰兒哇哇大哭，賭場的煙味嗆得嬰兒不停咳嗽。我每次去接人的時候，看見的不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我看見的是一個被什麼我看不見的東西折磨到靈魂扭曲的女人，而那個女人的懷里裹著我的兒子。我接過孩子的時候，嬰兒的衣服上全是煙味和酒味，有時候還沾著不知道哪個男人留下來的古龍水香味，而江曼殊已經靠在出租車後座上睡著了。

　　這種極端不正常的氛圍對小孩的成長是不好的——這是我能對自己說出的最克制的表述。事實是，如果讓孩子繼續待在她身邊，我不知道他長到懂事的時候，會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所以我做了那個決定。當薇拉把臨江的產品在歐洲市場站穩腳跟之後，我跟她談了一次。不是以同學的身份，也不是以市長和供應商的身份，而是一個走投無路的父親對唯一信得過的人托付自己最重要東西的身份。

　　“薇拉，幫我把孩子帶到法國去。那邊有好的學校，有安全的社區，有不會半夜把他從床上拽起來帶去看男模表演的環境。我可以付撫養費，付學費，付所有費用——”

　　她豎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沒讓我繼續說下去。“蘇維民，我不用你的錢。公司在你手里，公司在歐洲的利潤由我打理。每一筆利潤分成夠孩子用的了。”

　　她說不用就不用。這些年，匯豐銀行的轉賬記錄每一個季度都會准時寄回臨江，和轉賬記錄一起寄來的還有一張表格——格子线畫得整整齊齊，法文和中文雙語對照，歐洲辦事處的房租、人工、稅費、市場推廣費用，每一筆都列得清清楚楚。表格最下面一欄是“可支配利潤余額”，那個數字每年都在增長。她把這些錢的一部分用於擴大歐洲市場的渠道網絡，另一部分存進了孩子名下的教育基金賬戶，剩下的全部匯回臨江。她從來沒有跟我要過一分錢撫養費。沒有在電話里提過一次“維民，孩子要上個鋼琴課，需要多少多少”。沒有暗示過歐洲物價上漲需要補貼。沒有。一次都沒有。

　　這些事，江曼殊都知道。送走兒子之後，她開始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和各種男人制造緋聞。先是李偉芳——她在臨江電視台時的老同學，後來去了新加坡發展。他們兩個到底什麼時候開始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次我出差提前回家，發現客廳茶幾上放著兩只喝了一半的紅酒杯，煙灰缸里有被碾滅的女士薄荷煙煙頭。李偉芳不是最後一個。後來還有個攝影師，據說是在上海認識的，留著絡腮胡，專門拍那種昏暗燈光下的裸體藝術照。母親做過他的模特——不是那種穿衣服的模特。他們的關系持續了大半年，直到那個攝影師因為非法持有毒品被上海警方拘留，這段關系才無疾而終。

　　對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諒她。她回來，我就把沙發鋪好，把熱水的溫度調到她剛好喜歡的六十五度，把她第二天要換的衣服疊好放在床尾。我不問她去了哪里，見了誰，做了什麼。因為我問不出口——問了她也會說，那種輕描淡寫的、帶著幾分挑釁幾分揶揄的語氣，像是在說你管得著嗎。與其聽她用那種語氣說出我不想知道的答案，不如不問。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手機屏幕上的時間從十點跳到了十點十二分。窗外的街道已經徹底空了，那輛白色面包車還停在原地，車頂的灰塵還在。我伸手把窗簾拉嚴，轉過身走回書桌前坐下，從公文包里掏出記事本，翻到新的一頁，用鋼筆在頁首寫下：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下周隨團回京，需提前溝通。然後我把筆帽擰好，將記事本合上放在台燈下面。台燈的燈泡是暖黃色的，照在深藍色的封面上，把封面燙金的“臨江市人民政府”幾個字映得發亮。兒子現在大概上小學了，不知道他這些年有沒有怪過我，也不知道薇拉作為監護人，會怎麼跟他解釋他的身世。

　　我坐在書桌前，台燈的光照在記事本上，“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那一行字被暖黃色的燈光打得微微反光。鋼筆擱在本子旁邊，筆帽還沒擰上，筆尖的墨跡已經半干了。我把筆帽擰好，往椅背上一靠，椅子發出吱嘎一聲悶響。

　　腦子里忽然冒出一個念頭——一個讓我忍不住搖了搖頭的念頭。我認識的女人，有一個算一個，不管是什麼國籍、什麼背景、什麼性格，在討厭江曼殊這件事上，意見出奇地統一。蘇紅梅討厭她，薛曉華討厭她，蘇晚討厭她，我那些師兄師姐師弟們討厭她，周老頭討厭她討厭到了當面潑我一臉茅台的程度。而現在我忽然發現，連薇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精通四國語言、情緒控制力強到能在槍林彈雨里面不改色簽完合同的混血女人——也討厭她。

　　不，不是“也討厭”。是“尤其討厭”。

　　薇拉從來沒有當著我的面說過“我討厭江曼殊”這句話。她不是會說這種話的人。但她看母親時的眼神，和她看一份做錯了賬的財務報表時的眼神，是同一款——那種微微蹙起眉尖、嘴唇抿成一條直线、灰綠色的瞳孔里閃過一絲被冒犯了的職業尊嚴感的眼神。那眼神只停留一瞬，然後就被她慣常的平靜表情蓋過去，但你只要見過一次，就不會忘記。

　　事情要從那年母親去歐洲“商務考察”說起。那時候臨江外貿集團剛在歐洲打開局面，薇拉作為聯合總代理，每年會組織幾次正式的商務考察活動——看展會、拜訪客戶、考察倉儲物流中心，行程排得密不透風，通常一周要跑三四個國家，連在車上吃三明治的時間都是擠出來的。母親不知道從哪里弄到了一個考察團的名額。她當時用的名義是“臨江電視台隨行記者”，任務是拍攝一部關於臨江企業走向歐洲的專題片。這個名額不是薇拉批准的，薇拉當時在巴黎籌備一個重要的簽約儀式，考察團的人員名單是由國內的外貿集團辦公室直接報上去的。等薇拉拿到最終名單的時候，母親已經在戴高樂機場落地了。

　　結果所謂的“隨行記者”，一條新聞也沒發回來。薇拉後來跟我通電話的時候，語氣極其克制，只是簡單說了一句：“江女士在巴黎的行程和考察團不太同步。”她的中文在這種情況下反而顯得過於精准——“不太同步”——這四個字翻譯成正常人的話就是：她根本沒去考察。母親在巴黎待了三天，每天早出晚歸，考察團的車在酒店門口等她，她從來不出現。帶隊的負責人急得嘴角起泡，因為每天的行程都是提前和客戶約好的，臨江的外貿業務剛起步，信譽就是一切。而江曼殊——她不是去談生意的，她是去享受巴黎的。

　　後來我才知道，那幾天她在老佛爺百貨買了多少東西。她把臨江外貿集團的商務考察經費當成了自己的購物預算，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刷出了一長串賬單。更讓我太陽穴突突直跳的是，她在尼斯海灘上被拍到了和幾個法國男人舉止親密，一個金發碧眼的年輕男人騎著摩托艇帶她衝浪。那張照片被人匿名寄回了臨江市委辦公室，信封上只寫了“蘇維民收”。我當時拆開信封看到照片的時候，手指捏著照片邊緣，指節慢慢發白。不是因為嫉妒，是因為我知道——這筆賬最後得有人來平。

　　果然，外貿集團的財務被省審計廳查了。那筆被濫用的商務考察經費，賬面上是“差旅費超標”和“非公務支出”，審計意見寫得很客氣，但每一行字的背後都是一個意思：這筆錢不能公家出。我把自己的工資卡拿出來，對著那些賬單一項一項地算。總共補進去將近一年的工資。負責審計的老科長坐在我辦公室沙發上，看著我簽字，眼圈都紅了，說：“蘇市長，這不合規矩，這又不是你花的錢。”我說：“老張，把字簽了，別讓底下的人為難。”他嘆了口氣，還是簽了。

　　薇拉知道這件事。她在巴黎有辦事處，那些賬單里有好幾張就是她的人先從商家那邊截住、代付了再找我報銷的。但她在整個過程中沒有說過一句評價江曼殊的話。她只是在下一季度的財務報告里多附了一頁紙，上面用法文和中文並排寫著一段話，措辭彬彬有禮、滴水不漏，大意是：臨江駐歐辦事處將嚴格規范商務考察的審批流程，非辦事處的在冊人員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辦事處名義進行商務活動，過去本季度中發生的不規范情形已予糾正。沒有指名，沒有道姓。但每一個字都是針對誰的，我心知肚明。

　　母親也心知肚明。所以她衝到薇拉的辦公室去鬧了。

　　薇拉當時在臨江有一間臨時辦公室，設在原臨江電視台那棟老樓里——她早年在臨江電視台做過國際新聞的主持人，那間辦公室是她當年用過的，後來改成臨江外貿駐歐聯絡處。母親不知道是怎麼找到那個地址的，那天下午三點多，她踩著高跟鞋，穿著一件大紅色的包臀裙，徑直推開了薇拉辦公室的門，連前台都沒讓通報。辦公室里還有兩個年輕的女文員在整理報關單，被她嚇了一跳。母親把手袋往桌上一摔，指著薇拉的鼻子開始罵。她罵薇拉是勾引我的婊子，說薇拉借著在歐洲的機會對我圖謀不軌，說薇拉是用外國人的身份來破壞我們的婚姻、用公司的錢在歐洲逍遙自在。她罵了很多，語速很快，聲音很大，走廊里都能聽見。

　　薇拉當時什麼都沒說。她只是放下手中的鋼筆，從辦公椅上站起來，用手勢示意那兩個嚇得不知所措的女文員出去，然後按下內线電話的免提鍵，用她一貫平穩的語調說了一句：“叫保安上來一下。”整個過程，她既沒有回罵一句，也沒有給臉色看。後來周鐵軍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他正好在華民集團跟薇拉談一筆稀土出口歐洲的運輸合同，路過那間辦公室的走廊，隔著門聽見了里面的動靜。

　　“蘇市長，”周鐵軍當時靠在巡邏車上，點了一根煙，搖了搖頭，“伊薇那個女人不是一般人。你老婆罵她罵成那樣，她出來的時候臉上什麼都看不出來。倒是那兩個女文員，一個在茶水間里哭，另一個手還在發抖。你說她得多能忍？”

　　我問他後來呢。

　　“後來？後來她繼續把那份運輸合同談完了。一字不改，一條不讓。談完了她說，‘周先生，能不能麻煩你們華民的安保團隊額外安排一輛車，送我們那兩個受驚的女員工回家。今天下午的事屬於私人糾紛，我不會追究，但希望以後這種情形不要再發生。’就這，沒了。”

　　但母親沒有就此收手。她在臨江待了幾天，又去了一次薇拉的辦公室，這回是傍晚，文員都下班了，只有薇拉一個人在加班。母親這回不罵了，她換了一種方式——她坐在薇拉對面的椅子上，翹著二郎腿，臉上掛著一種我從沒見過的、極其從容的微笑，問薇拉：“你幫我帶兒子，是不是想讓他叫你媽媽？”

　　薇拉後來在電話里跟我提到這件事的時候，聲音里頭一次出現了一絲我聽不懂的情緒。她說：“維民，你讓江女士放心。我對你沒有任何企圖。我幫你帶孩子是因為你不容易，不是因為我想取代誰。”她把話說到這里就停了。她沒有要求我處理這件事，沒有要求我跟母親攤牌，甚至連一句抱怨都沒有。但我聽出來了——那絲我聽不懂的情緒，不是憤怒，不是委屈，是一種被冒犯了尊嚴之後還要維持體面的、極其辛苦的克制。

　　而所有這些——從巴黎的賬單到辦公室的謾罵——都沒有影響她每隔一季度准時把利潤匯回臨江。外匯通過匯豐銀行進來，每筆都有據可查。歐洲辦事處的運營成本，她每年都在壓縮，自己的工資十年沒漲過，出差住宿永遠控制在公司標准以內，連在布魯塞爾請客戶吃飯的小票都附在報表後面。而臨江市政府用這筆寶貴的外匯儲備做了什麼——引入外資產業園、引進德國汽車配件生產线、扶持本土電子代工產業集群、上馬生物制藥中試平台、改造老城區地下管網和三條主干道市政工程。這些項目的啟動資金里，都嵌著薇拉從歐洲匯回來的每一歐元。

　　我把記事本翻到下一頁，在空白處寫下一行字：薇拉——下周隨團回京，當面道謝。

　　寫完這行字，我把筆放下，靠在椅背上，看著台燈光圈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這些女人——蘇紅梅、薛曉華、蘇晚、薇拉——她們每一個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對我好。有人給我做早飯，有人給我擋子彈，有人查我的航班號，有人幫我帶孩子。而那個我最該對我好的人，從來都是把風暴帶到我門前，然後等著我去清掃碎片。江曼殊，媽，我到底欠了你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