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課桌上，耳朵里塞著棉花球，試圖隔絕教室里窸窸窣窣的聲響。前排的張曉麗在翻看《大眾電影》，封面上是劉曉慶濃妝艷抹的臉；後排的幾個男生在傳閱一本從校外租來的武俠小說，偶爾壓低聲音討論著什麼。窗外的陽光白花花地照著，連空氣都是懶洋洋的。
我睡不著。一閉上眼睛就是母親跪在何澤虎腿間的畫面，像有人用燒紅的烙鐵反復燙著我的視網膜。那些畫面已經刻進了腦子深處，無論我做什麼都驅散不掉——上課時它們在，吃飯時它們在，甚至連做數學題時，那些公式符號都會在某個瞬間扭曲成母親張開的腿和何澤虎猙獰的陰莖。
我恨自己。
不是因為恨母親，而是恨自己——恨自己在那東西硬了的時候，沒有把它割掉。
下午最後一節是自習課，我沒去上。一個人在操場的雙杠上坐了很久，看著天邊的雲從白變灰，從灰變紅，又從紅變成一種髒兮兮的紫。遠處縣城的煙囪在吐著黑煙，像一根根豎起來的陰莖——我他媽怎麼什麼都想到那上面去了？
我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臉頰火辣辣地疼，但心里那個肮髒的角落並沒有因此干淨半分。
從雙杠上跳下來時，膝蓋磕到了鐵杠，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氣。這疼痛反而讓我清醒了些——肉體上的痛苦至少是真實的、純粹的，不像心里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攪成一團，分不清是恨是悲還是惡心的快感。
食堂的晚飯照例是白菜燉粉條，偶爾飄著幾片肥肉，油星子浮在湯面上，像雨後水窪里的彩虹。我端著搪瓷碗蹲在食堂門口的台階上，機械地往嘴里扒飯。粉條爛糊糊的，嚼起來像在嚼一團濕棉花。
“蘇維民！”
一個聲音從身後傳來，帶著那種刻意的、做作的響亮，像是故意要讓周圍的人都聽見。
我回過頭。是李建軍，身邊還站著三個人——趙大勇、孫強，還有一個我不太熟的，好像是隔壁理科二班的，姓馬，外號叫“馬猴”。這幾個人平時跟我不怎麼打交道，雖然都是一個年級的，但我是“重點保護對象”，老師們眼里的寶貝疙瘩；他們是那種成績吊車尾、混日子的學生，彼此之間井水不犯河水。
但此刻他們四個站成一排，臉上掛著一種奇怪的表情——不是敵意，更像是看熱鬧的幸災樂禍。
“有事？”我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
“沒啥大事。”李建軍往前走了一步，他今天穿著一件嶄新的藍色運動服，胸口印著“上海”兩個字，一看就是縣城百貨大樓里的好貨，“就是想請你出去一趟。”
“出去？”我皺了皺眉，“去哪？”
“校門口。”趙大勇接話，他比我高半個頭，膀大腰圓，是校籃球隊的替補中鋒，雖然技術不怎麼樣，但那一身蠻力在年級里是出了名的，“有人想見你。”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誰？”
“去了就知道了。”孫強笑嘻嘻地說，露出一口被煙熏黃的牙，“放心，不找你麻煩。就是……有人想跟你聊聊。”
聊聊。
這兩個字落在我耳朵里，像一塊石頭砸進深潭，濺起的水花都是黑色的。
我大概知道是誰了。
“我不去。”我端起碗，轉身要走。
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力道不大，但足夠讓我停下來。是趙大勇，他的手像一只鐵鉗，五指緊緊扣住我的肩胛骨，拇指摁在鎖骨末端，微微用力，酸麻感順著胳膊蔓延到指尖。
“別讓哥幾個為難，蘇維民。”他的聲音壓得很低，帶著一股子假惺惺的客氣，“人家就是請你出去說幾句話，又不是要打你。你這樣不給面子，我們回去不好交代。”
“交代？”我扭過頭看他，“你跟誰交代？”
他沒回答，只是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幾分。
我環顧四周。食堂門口人來人往，打飯的學生端著碗進進出出，有人朝這邊看了幾眼，但很快又移開了目光。在縣中，這種“請人出去”的事情不算少見，大家都心照不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看了看自己瘦削的胳膊，又看了看趙大勇那比我大腿還粗的上臂。孫強已經繞到了我右側，堵住了去食堂側門的路；李建軍和馬猴站在正面，四個人把我圍在中間。
硬跑是跑不掉的。就算跑掉了，他們明天還會來，後天還會來。何澤虎既然讓他們來“請”我，那就一定有辦法讓我去。
我不想惹事。
這句話說出來丟人，但這是事實。我是一個寄宿生，家在鎮上，在縣城里沒有任何依靠。班主任看重我，校長器重我，但那是因為我的成績。如果我打架斗毆、惹是生非，這些優待就會像紙糊的燈籠一樣，一戳就破。
而且……我打不過他們。這是最窩囊、也最真實的原因。
“走吧。”我把碗放在台階上，拍了拍手上的油漬，聲音平靜得連自己都覺得意外。
李建軍笑了，拍拍我的肩膀：“這就對了嘛，維民，識時務者為俊傑。走，耽誤不了你幾分鍾。”
四個人像押送犯人一樣，把我夾在中間，穿過操場，朝校門口走去。
操場上有幾個打籃球的男生停下來看我們，其中一個喊了一聲：“建軍，干嘛去？”
“辦點事！”李建軍頭也不回地揮揮手。
縣中的大門是兩扇鐵柵欄門，白天敞著，晚上九點後才會關上。門口的值班室里，看門的老頭正戴著老花鏡看報紙，頭都沒抬。他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幾個學生簇擁著另一個出去，像一群鬣狗驅趕著一只落單的羚羊。只要不鬧出事來，他樂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走出校門的那一刻，傍晚的風迎面吹來，帶著街道上的塵土味和遠處飯館飄來的炒菜香。夕陽掛在天邊，把整條街染成一片混沌的橙紅色。
然後我看見了他。
何澤虎靠在一輛紅色的本田摩托車上，一條腿支著地，另一條腿踩在腳踏上，姿勢隨意得像是在自家院子里。他穿著一件黑色的皮夾克，拉鏈只拉了一半，里面露出白色的T恤，胸口印著一個我看不懂的英文單詞。下身是一條深藍色的牛仔褲，褲腳塞進黑色的軍靴里。頭發吹得高高的，抹了發膠，在夕陽下閃著油亮的光。
看見我出來，他的嘴角慢慢咧開，露出一個笑容。
那個笑容我在錄像帶上見過——在他把母親干得大哭大叫之後，對著鏡頭露出的那個笑。勝利者的笑，施舍者的笑，居高臨下的、得意洋洋的、欠揍的笑。
“來了？”他直起身，把嘴里的煙頭彈出去，煙頭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线，落在地上濺起一小撮火星。
我沒有說話，站在原地，看著他。
“維民哥。”他又叫了一聲，語氣親熱得像是在叫親哥，但那股子假勁兒連路邊的野狗都能聞出來。他從皮夾克的內兜里掏出一沓鈔票——全是大團結，嶄新的，連折痕都沒有，像是剛從銀行取出來的。
他抽出幾張，遞給李建軍：“辛苦了啊，兄弟們。拿去吃頓好的。”
李建軍接過錢，臉上的笑容頓時燦爛了三分：“虎哥客氣了，這點小事，打個招呼就成。”他把錢在手里拍了拍，數了數——我余光瞟見了，至少五張。
五張大團結，五十塊錢。夠李建軍在校外的小飯館請兄弟們吃三頓好的，夠買兩條好煙，夠在錄像廳看二十場武打片。
趙大勇、孫強和馬猴也都湊過去，何澤虎一人給了一張，像是打發叫花子，又像是大財主撒喜錢。他們接過錢，千恩萬謝，然後識趣地散了，臨走時還不忘回頭看我一眼，眼神里有同情，有嘲諷，也有一種“你小子攤上事了”的幸災樂禍。
校門口只剩下我和何澤虎兩個人。
夕陽把我們倆的影子拉得很長，一個高一個矮，一個胖一個瘦，像兩根歪歪扭扭的電线杆子。
“維民哥，”何澤虎把剩下的錢塞回兜里，拍了拍手，像是在拍掉什麼髒東西，“錄像帶看了吧？”
我的手指痙攣了一下。
“怎麼樣？”他歪著頭看我，臉上的笑容更深了，“你媽……是不是很厲害？”
那一瞬間，我的血液像是被點燃了。
憤怒從腳底直衝天靈蓋，拳頭在身側攥得咯咯響，指甲深深嵌進掌心的肉里。我想衝上去，想把他那張欠揍的臉揍爛，想把他按在地上用腳踩，想把他那輛破摩托車的後視鏡踹下來塞進他嘴里——
但我沒有動。
因為我看見了趙大勇他們並沒有走遠，就蹲在二十米外的台階上抽煙，時不時往這邊瞟一眼。只要何澤虎一招呼，他們隨時可以衝過來。
因為我看見了何澤虎皮夾克下鼓鼓囊囊的腰間——不知道是錢包還是別的什麼東西，但那輪廓讓我想起鎮上那些混混腰里別著的折疊刀。
因為我看見了自己的倒影——一米六幾的個子，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細得像是用力一擰就能折斷。在何澤虎面前，我就像一只站在貓面前的老鼠，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只剩下一身哆嗦的骨頭。
憤怒在我身體里橫衝直撞，像一頭被困在籠子里的野獸，咆哮著、撕咬著，卻找不到出口。那股氣在胸腔里越積越滿，漲得肋骨生疼，漲得眼眶發酸，漲得我想仰天長嘯——但我只是站在原地，死死咬著牙關，一聲不吭。
生氣，和窩囊，這兩樣東西在我身體里打了一架。
最後，它們選擇了和解。
生窩囊氣。
“看完了。”我聽見自己的聲音說。那聲音平靜得可怕，像是從別人嘴里說出來的，空洞、干澀，沒有一絲感情。
何澤虎顯然沒料到我會這麼回答。他愣了一下，然後笑得更開了，露出一口還算整齊的白牙：“看完了？全部看完了？三盤都看了？”
“都看了。”
“怎麼樣？”他往前走了兩步，離我更近了，近得我能聞到他身上的味道——煙味、皮革味，還有一股子廉價古龍水的香氣，和母親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像是一種肮髒的交媾。
“挺好的。”我說。
這三個字從我嘴里吐出來的時候，我聽見了自己靈魂碎裂的聲音。像是有人拿一把大錘，狠狠砸在了一塊玻璃上，裂紋從中心向四周蔓延，蛛網一般密密麻麻，但玻璃還沒有散架——它還在撐著，用一種自欺欺人的倔強維持著最後的形狀。
何澤虎又愣了一下，然後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很開心，笑得前仰後合，笑得拍了拍摩托車的坐墊，笑聲在空曠的校門口回蕩，刺耳得像砂紙磨在鐵皮上。
“挺好的？”他重復了一遍，像是聽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話，“維民哥，你可真有意思。你媽被我干得哇哇大哭，你說挺好的？”
我的指甲又往掌心里陷了幾分。疼痛從手掌蔓延到手臂，再到心髒，最後匯聚到眼眶——但我沒有哭，連眼眶都沒有紅。我只是看著他，面無表情地看著他。
“你想怎麼樣？”我問。
何澤虎止住笑，從兜里掏出一包煙——紅塔山，好煙，縣城里一般人抽不起。他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掏出打火機，“啪”地點燃。煙霧從他的鼻孔里噴出來，在夕陽下繚繞成灰藍色的絲帶。
“我不想怎麼樣。”他吸了一口煙，眯著眼睛看我，“我就是想讓你知道——你媽現在是我的人了。她一個月後從省城回來，我們就住到一起。等我滿十八，我們就去領證。”
他說“領證”兩個字的時候，語氣輕飄飄的，像是在說“今天天氣不錯”。
“你媽跟你爸的結婚證早就作廢了，寡婦再嫁，天經地義。”他彈了彈煙灰，灰燼落在我的鞋面上，我沒有躲，“我就是提前跟你說一聲，讓你有個心理准備。”
“你才十六。”我說。
“十七了，上個月剛過的生日。”他糾正我，“你媽給我過的。在市里的賓館，就你錄像帶上看到的那個。”
他又在戳我的痛處，一下一下，精准無比，像是一個熟練的屠夫在剔骨。
“而且，”他湊近了一些，壓低聲音，語氣里帶著一種炫耀式的親密，“你媽說了，等我們結了婚，就搬到市里去住。她在那邊找了個學校的活兒，工資比鎮上高兩倍。我爹給我在市里買了套房子，三室一廳，帶衛生間的。你媽看了，喜歡的不得了。”
他每說一句，就在我心里釘下一顆釘子。三室一廳，帶衛生間，市里的工作，比鎮上高兩倍的工資——這些就是母親“向前看”的生活，這些就是她用身體換來的“好日子”。
“所以呢？”我問。
“所以，”何澤虎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軍靴碾滅，“你別擋道。你好好上你的學，考你的大學，別管你媽的事。你媽跟著我，吃不了虧。你要是識相，咱們就是一家人；你要是不識相——”他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的輕蔑像一把鈍刀，慢慢地、慢慢地割著我的臉，“你一個窮學生，能翻出什麼浪來？”
他說完，拍了拍摩托車的後座：“要不要我送你回宿舍？順路。”
“不用。”
“那行。”他跨上摩托車，腳蹬發動，引擎發出一陣低沉的轟鳴，排氣管噴出一股青煙，“對了，維民哥——錄像帶你收好了，別到處亂放。那東西要是傳出去，你媽在鎮上可就沒法做人了。當然了，你要是想讓大家看看你媽有多騷，我也不攔著。反正丟的是你的人。”
他擰了一把油門，摩托車像一頭紅色的野獸，咆哮著衝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街道的盡頭。
我站在原地，看著那團紅色的尾燈漸漸變成一個模糊的光點，然後消失在暮色中。
傍晚的風又吹過來了，帶著初秋的涼意。我低下頭，看見鞋面上何澤虎彈落的煙灰還在，灰白色的粉末混在灰塵里，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
我蹲下身，用手把那些煙灰拂去。動作很輕，很慢，像是在做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站起來，轉身往校門口走。走了兩步，想起搪瓷碗還放在食堂門口的台階上，又折回去拿。碗里的飯菜已經涼了，粉條凝成一團，白菜葉子蔫巴巴地趴在碗底，油星子結成了薄薄的膜。
我端著碗走到水池邊，把剩飯倒進泔水桶，把碗衝洗干淨，倒扣在窗台上。每一個動作都做得很認真，很仔細，像是在執行某種儀式。
做完這一切，我回到宿舍，從床底下翻出那包錄像帶，把它們從牛皮紙里拿出來。三盤帶子，黑色的塑料外殼，冰涼光滑。我把它們放在書桌上，排成一排，盯著看了很久。
窗外有鳥叫聲，有學生的喧鬧聲，有遠處傳來的廣播體操的音樂。這個世界照常運轉，沒有人知道這個狹小的宿舍里，一個十七歲的男孩正面對著三盤毀掉他人生的錄像帶，做著天人交戰。
我想把它們砸碎。用錘子砸，用剪刀剪，用火燒，用任何我能想到的方式把它們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抹去。但我知道，就算毀掉了錄像帶，也毀不掉我腦子里的那些畫面，毀不掉何澤虎那個欠揍的笑容，毀不掉母親跪在床上的身影。
而且——何澤虎說得對。這些東西要是傳出去，身敗名裂的不是他，是母親。
一個女教師勾引自己的學生，在賓館開房拍淫穢錄像——這種事情一旦傳開，母親會被學校開除，會在鎮上被人指指點點，會一輩子抬不起頭來。她可能會被拘留，可能會被判刑，可能會……
我閉上了眼睛。
我不能讓這種事發生。不管她做了什麼，她終究是我媽。那個在我發燒時握著我的手說“媽媽在”的女人，那個在父親墳前哭著說“我會把維民養大”的女人，那個省吃儉用供我讀書、自己三年沒買過一件新衣服的女人——
她錯了，她犯賤，她不要臉，但她是我媽。
我把錄像帶重新包好，塞回床底，塞到最深處。然後我爬上床，面朝牆壁，蜷縮成一團。
牆壁上有人用圓珠筆畫了一只烏龜，旁邊寫著“王八蛋”三個字。我不知道是誰畫的，也不知道是罵誰的。但此刻，這三個字像是專門為我寫的。
王八蛋。
綠頭王八。
我媽給別人睡，我還不敢吭聲，不是王八是什麼？
我把臉埋進枕頭里，沒有哭。眼淚好像在那天晚上已經流干了，眼眶干得像一口枯井。我只是蜷縮著，一動不動，像一只受傷的野狗縮在角落里，舔舐著流血的傷口。
不知過了多久，宿舍的門被推開了。是我的室友張建國，他是縣城人，但偶爾也會在宿舍住。他看見我躺在床上，愣了一下：“蘇維民？你沒去上晚自習？”
“不舒服。”我的聲音悶在枕頭里，含含糊糊的。
“哦，那你要不要緊？要不要去醫務室？”
“不用，睡一覺就好。”
“行吧。”他走到自己的床邊坐下，換了雙拖鞋，然後拿起書走了。出門時，他回頭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後還是關上門走了。
房間里又安靜下來。
我翻了個身，仰面朝天，看著天花板上那道裂縫。裂縫比昨天更長了一些，從燈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牆角，像一條蜿蜒的河流，又像一道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疤。
我想起校長說的話：你是縣中的希望。
我想起班主任說的話：蘇維民，你要爭氣，你媽不容易。
我想起母親說的話：媽只是想活得輕松一點。
我想起何澤虎說的話：你一個窮學生，能翻出什麼浪來？
是的，我翻不出什麼浪來。我打不過他，比不過他的錢，比不過他的拳頭，比不過他在母親身體里留下的那些東西。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忍著。
忍著憤怒，忍著惡心，忍著屈辱，忍著那些肮髒的畫面和無邊的恨意，坐在教室里，做題，背書，考試，拿第一，考大學。
然後呢？
然後離開這個鎮子，離開這些人，離開這一切。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再也不回來。
可是——母親呢？
她是我的母親。不管她做了什麼，不管她變成了什麼樣子，她都是我媽。我可以恨她，可以怨她，可以不原諒她，但我能扔下她不管嗎？
她能跟何澤虎過一輩子嗎？那個十六七歲的混混，那個把她當玩物的男孩，那個用錄像帶來羞辱她兒子的混蛋——他能給她什麼？幾件漂亮衣服，幾瓶香水，一套市里的房子，然後呢？等他玩膩了，等她老了，等她不再年輕漂亮了——他會怎樣對她？
這些問題在我腦子里轉了一夜，轉得我頭痛欲裂，轉得我胃里翻江倒海，轉得我恨不得把腦袋往牆上撞。
天亮的時候，我終於睡著了。
夢里沒有母親，沒有何澤虎，沒有錄像帶。只有一片白茫茫的霧，我站在霧中間，前後左右都看不見路。我大聲喊叫，卻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我拼命奔跑，卻始終在原地打轉。
然後我醒了。窗外天光大亮，早操的廣播在遠處響起，喇叭里傳來第七套廣播體操的開場白：“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新的一天開始了。
我坐起身，揉了揉酸澀的眼睛，拿起書包，走出宿舍。
教室里的座位還是那個座位，黑板上的板書還是那些板書，同桌還是那個同桌。一切都和昨天一樣，和前天一樣，和錄像帶出現之前的每一天一樣。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樣了。
我坐直了身體，翻開課本，拿起筆。筆尖觸到紙面的那一刻，我的手抖了一下，紙上留下一個歪歪扭扭的黑點。
我把那個黑點塗掉，重新開始寫字。
一行，兩行，三行。
字跡漸漸工整起來，和從前一樣。
窗外的陽光照進來，落在我的手背上，溫熱的，明亮的。我抬起頭，看了一眼窗外——天空很藍，有幾朵白雲懶洋洋地飄著，遠處操場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籃球，有人在嬉笑打鬧。
這個世界還在轉。
不管我有多痛苦，不管母親有多不堪，不管何澤虎有多囂張——這個世界還在轉。太陽照常升起，飯菜照常要吃，試照常要考，大學照常要上。
我只能跟著它一起轉。哪怕我已經被碾得血肉模糊，我也得轉。
因為停下來，就是死。
我把那行字寫完，翻到下一頁。
教室里安靜得只剩下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像春蠶啃食桑葉，像時間啃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