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從一張A4紙開始的。

　　那張紙貼在3號樓一樓公告欄上，標題是《關於做好202X屆畢業生離校工作的通知》，落款是學生工作處。內容是標准得不能再標准的官話：畢業典禮時間、退宿手續辦理流程、鑰匙歸還地點、最後離校日期——6月30日下午5點前。

　　張遠路過公告欄的時候掃了一眼，沒在意。他是3號樓的常住人口，大三，離畢業還早。但他把那張紙的照片發到了群里，配了一行字：“兄弟們，你們還有一個月。”

　　群里安靜了幾秒鍾。然後炸了。

　　“一個月？？？”“不是，我還沒准備好。”“什麼叫退宿？我住這兒四年了你說退就退？”“那個洞怎麼辦？”最後那條消息是王皓發的。消息發出去之後，群里沉默了。沒有人回復。沒有人說“什麼洞”。沒有人假裝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王皓說的是什麼。那個洞是3號樓的心髒。沒了心髒，3號樓就是一棟空殼。他們不是舍不得這棟樓——這棟樓的牆皮都掉了，走廊的燈永遠在閃，廁所的水壓永遠不穩——他們是舍不得那個洞。那個被他們用了四年的、溫熱的、永遠不會拒絕的、比任何女朋友都聽話的洞。

　　不知道是誰第一個說了一句：“我不想走。”然後所有人跟著說：“我也不想走。”“我不想走+1。”“+2。”“+10086。”刷屏了。整整齊齊的“我不想走”，像彈幕一樣把屏幕塞滿了。

　　周也看著這些消息，笑了。不是好笑，是那種“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的笑。他拿起手機，打了一行字：“不想走就別走唄。”

　　群里又安靜了。然後有人問：“還能這樣？”“學校讓嗎？”“怎麼操作？”

　　周也沒回。他去找了輔導員。

　　輔導員的辦公室在教學樓一層，門開著，桌上堆滿了畢業生登記表。周也敲了敲門，輔導員抬頭看了他一眼：“怎麼了？”“老師，我們樓很多同學覺得，四年太短了。”輔導員愣了一下：“什麼意思？”“就是——還沒學夠。想多待幾年。”輔導員看了他一眼，嘴角動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還是想嘆氣。他說：“這個我做不了主。你得找學校。”

　　周也去找了學生處。學生處的老師聽完他的請求，眼鏡差點從鼻梁上滑下來：“你是說，你們不想畢業？”“不是不想畢業，是想延期畢業。我們覺得學校的學習氛圍太好了，舍不得走。”學生處老師翻了翻他的成績單，又看了看他——成績一般，不算好也不算壞。延期畢業？沒有正當理由。“你這個成績，沒有掛科，學分也修夠了，沒有理由延期。”周也點了點頭：“那如果我們掛科呢？”

　　學生處老師沒說話。他聽懂了。

　　第二天，3號樓三分之一的大四學生集體掛科了。不是真的不會，是故意不考。選擇題全選C，判斷題全打叉，論述題寫“老師辛苦了”。成績出來的時候，整個學工辦都炸了。這棟樓的學生，四年來成績中不溜秋，從來沒掛過科，臨畢業了集體翻車？騙誰呢？

　　學工辦主任把周也叫去談話。主任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頭發已經白了一半，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放在桌上，用一種“我見過太多學生了”的眼神看著周也。他說：“你們想干什麼？”周也看著他的眼睛，說：“我們想住下去。”主任沉默了很久，說：“宿舍是學校的資源，不是你們私有的。你們畢業了，新生要住進來。”周也說：“那如果我們不畢業呢？”

　　主任的手指在桌上敲了兩下。他當了二十年學工干部，處理過學生鬧事、家長投訴、宿舍糾紛、考試作弊，但從來沒有處理過“一棟樓的男生集體拒絕畢業”。他拿起電話，給後勤處打了個電話。掛了電話之後，他看著周也：“後勤說那棟樓明年不安排新生入住。你們想住，就住吧。”周也愣了一下。他沒想到這麼快就同意了。“但是，”主任豎起一根手指，“住可以，沒有學位證。你們自己看著辦。”

　　周也笑了。學位證？那玩意兒有什麼用？比洞好用嗎？

　　消息傳回3號樓的時候，整棟樓沸騰了。不是歡呼，不是尖叫，是一種更安靜、更深的、像岩漿在地底下流動一樣的沸騰。他們知道，從這一刻起，他們不再是“學生”了。他們是居民。

　　第一批留下來的人大約四十個。不算多，但也不少。他們占了3號樓兩層——三樓的二十間宿舍，每間住兩個人。空出來的房間被改成了公共區域：一間放了幾張折疊桌當食堂，一間堆滿了泡面和礦泉水，還有一間鋪了幾張舊床墊，誰累了誰去躺一會兒。日子過得簡單。白天有人出去送外賣、開滴滴、在超市打工，賺的錢夠吃飯就行。晚上所有人回到3號樓，排隊，進那個洞，釋放，睡覺。第二天重復。

　　有人問周也：“我們總不能一直這樣吧？”周也正在吃泡面，吸溜了一口，含混不清地說：“為什麼不能？”那個人沒說話。他想不出理由。

　　新生入學的時候，3號樓是唯一沒有新生的宿舍樓。其他樓熱鬧得像菜市場，家長扛著行李上樓下樓，新生在走廊里探頭探腦。3號樓安安靜靜的，和平時一模一樣。偶爾有人路過，會抬頭看一眼，心想：這棟樓怎麼沒人住？但他們不會停下來仔細想，因為趕著去幫自己的孩子搬行李。

　　新生的分配名單上，3號樓那一欄寫著兩個字：空置。

　　但有新生在群里問：“那個空置的3號樓是怎麼回事？”沒有人回答。消息沉下去了。但有人記住了。

　　第一批新生是在入學後的第三周找上門的。三個大一新生，十八歲，眼睛里全是好奇。他們在熄燈之後溜出自己住的5號樓，穿過操場，摸黑走到3號樓門口。門關著，刷卡才能進。他們站在門口，不知道怎麼辦。然後門從里面開了。周也站在門後面，手里拿著一個吃了一半的苹果，看了他們一眼，側身讓開了。他們猶豫了零點幾秒，然後進去了。周也帶他們上樓，走過三樓那條走廊，推開了那扇門。他掀起床單，露出那塊膠帶。他撕開膠帶，露出那個洞。“躺下去。”他說。

　　第一個新生蹲下來，往床底下看了一眼——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他猶豫了。周也沒有催他。他等了大概十秒鍾。十秒鍾後，那個新生躺下去了。然後是第二個。然後是第三個。

　　他們出來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和四年前的王皓一模一樣。

　　第二天晚上，他們又來了。帶著他們宿舍的其他三個人。第三天晚上，他們又來了。帶著隔壁宿舍的四個人。一個星期之內，那屆新生里有一半人都來過3號樓了。他們在群里寫反饋，和四年前的人寫的一模一樣：“臥槽是真的”“她里面會動”“我三分鍾就不行了”——連標點符號都一樣。

　　周也看著那些消息，忽然想起了什麼。四年前，他和陳嶼、陸辭第一次躺到那張床底下的時候，他也在群里寫了類似的話。他不記得具體寫了什麼，但他記得那種感覺——那種緊張到手抖、進去之後頭皮發麻、射完之後躺在床底下不想出來的感覺。他看著新生的反饋，嘴角不自覺地往上揚。不是懷念，是——一種奇怪的、說不清的滿足感。像一個人種了一棵樹，看著它一年一年地長，現在它結出了第一批果實。

　　第二批、第三批新生也來了。他們從學長那里聽說，從群里的消息里看到，從朋友的嘴里聽到——3號樓有個洞。沒有人告訴他們“你應該去”，但也沒有人告訴他們“你不該去”。那個洞就這樣出現在他們的認知里，像一個不需要解釋的自然現象，像食堂三樓的麻辣燙，像圖書館需要預約的座位，像宿舍樓晚上十一點的門禁。它就在那里。所有人都知道。沒有人覺得奇怪。沒有人問“為什麼”。沒有人說“這不正常”。因為它已經正常了。

　　“十年制”這個詞是王皓發明的。他在群里聊天的時候，有人問他：“你打算住到什麼時候？”他想了想，說：“住到住不下去為止。”那人又問：“住不下去是什麼時候？”王皓又想了想，說：“大概二十八九吧。”

　　他想的是：二十八九，該結婚了。該有個正經工作。該在某個城市買一套小房子，每個月還房貸，周末帶小孩去公園。不再適合住在一間大學宿舍里，每天排隊等一個洞。但他沒說出來。因為說出來，就意味著那些事情是“必須做”的。而他還不確定自己想做。

　　“十年制”這三個字傳到群里之後，被所有人接住了。像一群飢餓的人接住了一塊面包。因為它給了他們一個答案——不是“為什麼我在這里”，而是“我在這里多久”。十年。從十八到二十八。從大一到大十。這是一個完整的、自洽的、可以被解釋的、可以被接受的時間段。不長不短。剛好夠一個人從男孩變成男人——或者從男孩變成別的東西。

　　學校終於注意到了。

　　不是因為3號樓的男生鬧事——他們從來不鬧事。他們安安靜靜地住著，比任何學生都安靜。不投訴，不抗議，不打架，不喝酒鬧事，不半夜放音樂。他們是全校最省心的一群人。他們只是——不畢業。學工辦每年的畢業生統計表上，3號樓那一欄永遠是一排紅色的“延期畢業”。一年，兩年，三年。到第四年的時候，第一個“十年制”學生已經二十八歲了。他還沒有畢業。他住在那棟樓里，和其他人一樣，白天出去送外賣，晚上回到那張床底下。他沒有結婚，沒有孩子，沒有房貸。他只有那個洞。

　　學工辦主任換了兩任。第一任退休了，第二任調走了。第三任是個三十出頭的女人，姓林，剛從別的學校調過來。她看到3號樓的數據時，以為自己看錯了——二十九歲？還住宿舍？她打電話給後勤處。後勤處說：那棟樓我們沒有安排新生入住，住在那里的都是老生。她問：老到什麼程度？後勤處沉默了一下，說：最老的，已經住了十一年。

　　林主任親自去了3號樓。她在下午去的——不是晚上，不是熄燈之後，是下午三點。陽光最好的時候。她站在樓下，看著這棟樓。外表和其他樓沒什麼區別，灰白色的牆，深藍色的窗框，樓下停著幾輛共享單車。但她總覺得哪里不對。她說不上來。她走進樓里，走廊很安靜，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走廊的地板上。她敲了敲二樓一間宿舍的門。沒人應。她又敲了敲。門開了，一個男人站在門口，穿著拖鞋和短褲，頭發亂糟糟的，像是剛睡醒。他看著林主任，林主任看著他。她先開了口：“你是這棟樓的學生？”男人撓了撓頭：“算是吧。”“你哪一年入學的？”“我算算……”他真的算了一下，“十二年前。”林主任張了張嘴，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說出來。她能說什麼？說你不應該在這里？他在這里住了十二年，比她在學校工作的時間都長。說你應該畢業？他沒有畢業證——他故意掛科，沒有修夠學分。說她應該把這事報上去？報上去之後呢？讓保安把這棟樓的人全部趕走？然後呢？

　　林主任回到辦公室之後，把3號樓的事寫了一份報告，交給了分管副校長。副校長看了報告，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話：“只要他們不鬧事，就先這樣吧。”

　　“先這樣吧。”四個字。從副校長又到了校長。從黃校長到王校長。3號樓的“十年制”從這四個字開始，變成了制度。

　　日子繼續過。3號樓繼續運轉。新生繼續來。老生繼續走。有人二十八了，搬走了。有人二十九了，還沒有搬走。有人結婚了，搬走了。有人離婚了，又搬回來了。那個洞一直在。它在床板下方，在被無數人反復摩擦得像玉一樣光滑的入口處，在許舒涵的身體最深處，在所有來過的人的共同記憶里。

　　它不會消失。只要還有十八歲的男生住進這棟樓，它就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