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媽媽送到社區醫院的時候，她還在昏迷。

　　額頭上那塊撞傷不大，但青紫得觸目驚心。

　　社區醫生翻了翻她的眼皮，拿聽診器聽了一會兒，說沒事，就是傷心過度了，睡一覺就好。

　　我留她在病床上掛著葡萄糖，自己打車去了父親的單位。

　　那棟灰色的辦公樓我小時候來過幾次，印象里總是有穿著工裝的人進進出出，大聲說著我聽不懂的工程術語。

　　今天很安靜，安靜得不太正常。

　　門口停著一輛白色的依維柯，車廂側面寫著“福山殯儀館”幾個冷藍色的字。

　　有人帶我去了後院。

　　我不敢看。

　　簽字的時候我的手一直在抖，筆尖在紙上劃出幾道歪歪扭扭的线。

　　殯儀館的工作人員是個穿藍大褂、戴白口罩的中年男人，聲音悶在口罩後面聽不太清，但語氣很職業化，象是處理這種事已經處理了千百遍。

　　他遞給我一張名片，說辦葬禮可以找他們，全包，省心。

　　我把名片攥在手心里，攥得紙片都快濕透了。

　　剛走出後院，一個禿頂的中年男人快步跟了上來。

　　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腋下夾著一個公文包，腦門上冒著細密的汗珠，不知道是熱的還是急的。

　　他攔住我，說話很快，象是在趕什麼時間：“你是老周的兒子吧？我是他單位的，姓劉。老周這情況……是在院子里出的事，單位出於人道主義，願意給你們家二十萬補償。你看——”

　　我看著他。

　　他說話的嘴一張一合，但我忽然聽不太清他在說什麼了。

　　二十萬。

　　我父親的命，在這位劉主任嘴里值二十萬。

　　我搖了搖頭，說我要回家問我媽的意見，然後轉身走了。

　　他沒有追上來。

　　李美茹醒過來的時候，眼神是空的。

　　她躺在社區醫院那張窄床上，盯著天花板看了很久，然後慢慢轉過頭來看著我。

　　她張了張嘴，象是想說什麼，但什麼聲音都沒發出來。

　　她又把臉轉回去，繼續看著天花板。

　　社區醫生走進來看了看，說沒事，就是傷心過度了，回家休養幾天就好。

　　我扶著她回了家。

　　她坐在沙發上發呆。

　　過了很久，她站起來，走到電話機旁邊，撥了一個號碼。

　　電話接通的那一刻，她的肩膀開始劇烈地顫抖。

　　她叫了一聲“媽——”，然後就再也說不出話來，只剩下哭聲。

　　那哭聲從壓抑的嗚咽逐漸變成再也忍不住的嚎啕，我站在客廳門口，聽著她對著電話那頭斷斷續續地重復著“國棟走了”“他跳樓了”“媽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每說一句就被新的哭聲淹沒。

　　我回到自己房間，關上門，坐在床沿上，盯著對面書架上那排書發呆。

　　父親是三代單傳，沒什麼親戚。

　　爺爺走的時候我還小，奶奶走在更早。

　　逢年過節我們家都冷冷清清的，不用走親戚，也沒有親戚來走動。

　　我媽那邊倒是有姥姥和舅舅，但舅舅李景沐當年家里出了事，我們也有好多年沒怎麼走動了。

　　葬禮……這種事我一竅不通。

　　我掏出那張殯儀館名片，翻到背面，上面印著一排手機號。

　　我撥號打過去，對面傳來聲音：“您好，我們福山殯儀館一條龍服務，讓逝者體面地走。”

　　我剛要開口，媽媽電話那頭忽然傳來一個蒼老但中氣十足的聲音：“把殯儀館推了！喪事我們自己來辦！”

　　那是舅姥爺王平安的聲音。

　　他在電話那頭聽到了我媽說的全部內容，嗓門大得不需要免提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你們別找殯儀館！那些一條龍又貴又不走心！我這就叫人過來！你們在家等著！”

　　然後電話掛斷了。

　　第二天下午，姥姥家的人到了。

　　一輛灰色的小面包車停在樓下，車門拉開，先下來的是姥姥。

　　她穿著一身素淨的灰布衣服，頭發梳得一絲不苟，臉上的皺紋象是刀刻出來的，每一道都藏著歲月的重量。

　　她手里拄著一根黑漆拐杖，但腰板挺得很直。

　　扶著她下車的，是一個年輕女子。

　　一身素白的連衣裙，沒有任何花紋裝飾，干干淨淨的象是一張還沒落筆的宣紙。

　　她的頭發又黑又直，披在肩後，用一根白色的發繩松松地系著。

　　五官很清秀，但那種清秀不是溫柔——是冷，象是深秋早晨湖面上浮起的那層薄霧，美則美矣，卻讓人不敢靠近。

　　她扶著姥姥的手臂，動作很輕很穩。

　　媽媽李美茹從屋子里衝出來，撲進姥姥懷里，哭得像個孩子。

　　她的身體在姥姥懷里劇烈地顫抖著，哭聲憋了一整天終於找到了出口，嘶啞又破碎。

　　姥姥沒有說話，只是穩穩地站著，一只手摟著她的背，另一只手輕輕拍著她的後腦勺。

　　那白裙女子安靜地站在旁邊，微微側過頭，目光落在別處，象是給她們留出空間。

　　舅姥爺王平安是最後下車的。

　　他穿著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裝，領口扣得整整齊齊，手里拎著一個老舊的藤編箱子。

　　他今年快八十了，但走路生風，腰板比年輕人還直。

　　他年輕的時候讀過私塾，後來當了半輩子的小學語文老師，一手毛筆字是遠近聞名的。

　　每年過年村里人都排著隊找他寫春聯，他從不收錢，但要自備紅紙和墨。

　　他放下藤編箱，打開，里面整整齊齊地碼著筆墨紙硯，還有一卷卷裁好的白宣紙。

　　他戴上那副老花鏡，先是站在我家門口打量了一下門框的尺寸，然後鋪開紙，研墨，提筆——筆尖落下的那一刻，他的手腕穩得像一台精密的儀器。

　　上聯：蓬門此去無多路

　　下聯：泉下應知未了情

　　橫批：音容宛在

　　他寫完之後，輕輕地吹了吹墨跡，然後親手把它貼在了門框兩側。那白色的紙條在秋風中微微抖動，墨跡在日光下泛著沉穩的光。

　　他在門口的停車位上搭起了雨棚，又從物業那里借來了桌椅板凳。

　　然後他在雨棚里坐下來，泡了一壺濃茶，守在桌前。

　　來一個吊唁的親屬，他就現場寫一副挽聯，筆走龍蛇，字字端正。

　　家里客廳的牆上被牽起了一道道白色的細繩，那些剛寫好的挽聯還帶著墨香，被夾子夾在繩子上，垂下來一條條白色的長幅。

　　風從窗戶吹進來的時候，那些紙條就輕輕地晃動，象是一排排無聲的嘆息。

　　我跪在蒲團上，面前放著一個黑色的火盆。

　　火焰舔舐著黃紙的邊緣，紙頁卷曲、發黑、然後猛地躥起一團明黃色的火苗，在盆中跳動幾下，又迅速地坍縮成灰燼。

　　我用棍子撥了撥盆里的紙灰，讓新放進去的紙錢燒得更旺一些。

　　火光照在我臉上，熱烘烘的，但我的脊背卻一陣一陣地發涼。

　　頭頂上那些白色的紙條在風中輕輕擺動，投下晃動的影子，落在我的肩上、地上、火盆的邊緣。

　　我一直低著頭，不敢往上看。

　　後來媽媽出來了。她眼睛紅腫著，被那白裙女子扶著，腳步還有些虛浮。她在門口站定，轉頭對那女子說：“月月，謝謝你，忙前忙後的。”

　　女子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只是輕輕搖了搖頭：“我現在叫李清影了。”

　　媽媽愣了一下，象是被這個名字勾起了一些久遠的記憶。

　　她垂下眼睫，聲音低了幾分：“額……小影啊。當年……我們是真的想收養你的。你爸出事後，你一個人孤零零的，我看著心疼。可是後來沒想到懷了彬彬——”

　　她頓了頓，聲音里多了一絲哽咽：“如果收養你，就得拿掉他。我們……對不起你。”

　　李清影沉默了片刻。然後她說：“沒事，姑姑。福利院挺好的。”

　　聲音平靜得像一面湖。

　　我聽說過這件事。

　　媽媽李美茹和李清影的父親李景沐是親兄妹。

　　舅舅李景沐開大貨車車禍撞死人逃逸了，舅媽也病倒了，姥姥她們年紀大了也養不了，表姐她被送去了福利院。

　　那時候我爸媽結婚三年多，一直沒有孩子，去福利院辦收養手續的時候，體檢卻查出我媽已經懷孕了。

　　奶奶偷偷請了人來家里做B超，發現是男孩，堅決不同意把我拿掉。

　　收養的事就這麼擱下了。

　　李清影在福利院一直待到成年。

　　她就站在那里，一身素白的連衣裙，安靜得不象是一個活人，更象是一幅被掛在牆上的水墨仕女圖。

　　然後她轉過頭來——那動作很慢，慢到我甚至能看清她發梢在空中劃過的弧度——看著我，問：“周伯伯在哪個殯儀館？”

　　“福山殯儀館。”我說。

　　她點了點頭：“我去殯儀館找人給周伯伯化妝。好走得體面一點。”

　　媽媽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巾擦了擦眼角：“小影，麻煩你了。”

　　“姑姑你太客氣了。”她說完，松開扶著媽媽的手，轉身從門邊拿起一把黑色的長柄太陽傘。

　　那傘很舊了，傘骨細長，黑色的傘面在陽光下泛著一層陳舊的光澤。

　　她撐開傘，走入十月的陽光里。

　　我跪在蒲團上，往火盆里續了幾張黃紙。火焰跳動了一下，舔舐著新添的紙錢。我下意識地抬起頭，看了一眼她的背影——

　　拿著傘走遠的背影。

　　然後我的頭皮猛地炸開了。

　　那天的陽光很好。

　　好到地上每一樣東西的影子都清清楚楚——停在路邊的車，門口的雨棚，雨棚下低頭寫挽聯的舅姥爺，甚至連那張桌子的四條腿在地上投出的影子都清清楚楚。

　　但李清影沒有影子。

　　她打著那把巨大的黑傘，走在陽光鋪滿的水泥路上，她的腳邊干干淨淨，什麼都沒有。

　　沒有影子。

　　象是陽光穿過了她的身體，落在空無一物的地面上。

　　而且她的腳步聲。

　　我豎起耳朵聽——那條路上鋪著碎石子，走在上面正常應該有“沙沙”的腳步聲。

　　但她走在上面，安安靜靜的，象是踩在棉花上一樣，一點聲音都沒有。

　　她的白裙下擺隨著步伐輕輕晃動，那步伐不緊不慢，節奏均勻。

　　但看起來不象是在走路——更象是在平移。

　　象是有什麼東西在托著她的雙腳，一段一段地往前送。

　　她就這樣走遠了。

　　象是被風吹走的一縷白煙。

　　我跪在蒲團上，手里捏著一疊還沒燒完的黃紙，愣愣地看著她消失的方向。

　　十月的風穿過門口的白紙條，發出細碎的、像嘆息一樣的聲響。

　　我後背的雞皮疙瘩一顆一顆地冒了出來，從尾椎骨一路竄到後腦勺。

　　陽光灑滿一地。

　　她走過的地方，卻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